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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污染反思

作者:陈国阶 来源:三峡探索 本网发布日期:2014/3/13 14:05:00


中国环境污染为什么会严重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是一个苦涩而尴尬的问题,难以回答,但似乎又不得不回答。这倒不是要追求谁的责仼(因为在中国追也追不岀结果来),而是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中国的严重污染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至今,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一时期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严重环境污染已渐离他们而去。现在他们留给人类 的早已不是“八大公害事件”,而是蔚蓝的天、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放心的食品。我们这个以批判资本主义而名噪一时的国家,为何连被批判对象的水平也达不 到?污染程度比他们重,污染面积比他们广,污染时间比他们长。所谓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日本水俣事件等“八大公害事件”曾经震动全世界,但主 要集中在若干城市或小流域。比起我们的污染来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我们的污染:大气,广至几万平方公里,几十万平方公里;水体,大至整条大河流域;土壤 重金属污染更到了不敢公开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污染的“先行者”,是工业化的探路者,我们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已有前车之鉴,理应避免重蹈覆辙,少污 染或不污染。但事与愿违,不仅没汲取教训,反而走得比他们更远。

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太快,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这虽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尽其然。要说人家搞几百年,那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 起,但起码在头一两百年时间里,他们的工业发展处于摸索期,规模小,水平低,主要危害是不同类型的职业病,未成“公害”。真正快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的 事,1950年,美国人均GNP只有1585美元(欧洲许多发达国家都低于1000美元),1970年就激增到4857美元。我国19世纪下半叶就在沿海 和长江中下游建设现代工业,若从那时算起,时间也不短。再说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快速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严重污染期大致集中在20 世纪50——70年代,即其工业化中期。之后,他们的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到达现在这样让人羡慕的情况已经许多年了。相反,我们却在没有多少工业的时候,就 把环境和资源搞得千疮百孔。1958年”大跃进”就是典型,既把经济搞得“千村人遗矢”、“万户鬼唱歌” ,又让“青山变禿土”,“国在山河破” 。那里是”一穷二白”,那是“一穷二乱”,“一蠢二疯”。上世纪80年代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值沒多少,却又付岀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和资源代价。这些都 是”中国特色”,是中国自已创造的汚染和资源破坏的“ 奇迹”。

又有人说,人家是小国,污染容易处理,这似乎也说得太勉强。亚洲四小龙,各自面积不大,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比我们还高得多,环境容量比我们小得多, 为什么他们天还蓝、水还清呢?再说了,若面积小环境污染就好控制,那为什么我们的省、市、县有的面积比他们还小,人口比他们还少,污染比他们也严重得多 呢?因此,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要找客观原因,不要找借口,而是老老实实自我反省,这才是正理,才能抓到问题的实质,对症下药。

最近,一个与我熟悉的省级领导在和我闲聊时,对我开玩笑说,你是环境科学家,研究环境几十年,越研究环境污染越严重(大意)。我当时听了哑然一笑。其实, 我并不认为他说得唐突,或是有意挖苦我。我倒觉得他提岀了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并且与我本人的思考相合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一直也在琢磨,在 暗问自已,也在暗问许许多多环境科学大家。是呀,你研究环境,被认为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人,还当了专家、教授、博导、顾问,而你的研究对象却不因为你的所谓 “成就”而改善、变好,而是恶化、加重,甚至成为灾难,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确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哪怕你当了院士,面对你的社会责任,你又有多少可以炫耀 的呢?

当然,这归咎于科学家并不完全公正。科学家的能量是有限的,科学家的理论、观点、建议、对策,决策者听不听,吸不吸取,反不反对,科学家是无能为力的。我 许多年前就这样嘲讽自己,名为科学家,实是人家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当人家觉得你这只猴子还有观赏价值、能引来观众、能装点门面时,就把你从“笼子里” 放出来,让你耍两下“特技”,既满足猴子的爱好,又让猴子对他怀有“知遇之恩”的感激;同时,养猴人还能博得观众欢心,赢得个爱猴如宾、胜似伯乐的美名。 而一旦养猴人讨厌你(往往是观点相佐或猴子不太听话的时候),或不需要你时,把你关在笼子里,怕连喂食都忘了,更不要说会打开笼子,让你“解放”了。

因此,环境污染严重化对环境科学的成果是一个讽刺,这是环境科学家的悲哀,但主要的不是科学家的责任,倒是管科学家、管环境、管发展的领导者的责任。

我们在无数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和官员的讲话里,经常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自夸:“我们省里(市里、县里、某部门里)的党委、政府对环境保护一贯很重视”,“一 贯很关心”,“一贯抓得紧” 等等。这种似是而非、如雷贯耳的官话,你不能说不对,但也令人啼笑皆非。我只问一个句:既然全国各地上下、左右、区域、部门的领导都重视,为什么会落到今 天这样的地步?是上帝不公?是佛祖不保佑?你又不信上帝、鬼神,显然说不通。总之,成绩、奖状有人认领,污染的罚单就不了了之,无人承认、无人承担了。


实际上,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化是决策者价值取向偏差即重经济,重政绩,轻环境,轻民生的直接后果。这种价值取向偏差通过权力意志,強化了推行的力度,加大加 速加重环境污染的恶化。中国最有活力、最具权威的决策要素是长官意志。所谓长官意志,说穿了就是少数主要决策者的意志。在中国,这种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可 以高于法律,而且畅通无阻。科学屈服于权力,科学真理屈服于长官意志,科学家被政治家打得落花流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许多时候,个人的意志可以使全国陷入 混乱(如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处于死亡边缘(如“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现在的长官意志,只是让全国环境陷入困境,让污染遍地 开花,让雾霾遮光蔽日,较之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已经进步多了。但有一点还是应该指出:长期存在的唯上是从、唯权是理的历史惯性和社会现实,使国人对权力 迷信和长官意志习以为常,都麻木了,适应了,听之任之,听之行之,令之应之了。这已形成一种可怕的社会文化,一种沉重的国情。

权力意志加上GDP  挂帅,加上任期决策的短期效应,领导者、决策者采取的施政措施,多是政绩工程,“短平快”,这对于生态、环境这类短期效应不明显、出了问题责任难追踪的公 共资源来说,成为被仼意宰割的“唐僧肉”,就不可避免,不足为奇了。这样,许多中国特色的环境事件就不断产生:矿难不断,瞒报不绝;在政府鼻尖底下的环境 污染、有害食品等无人过问;污染事件不报告,不让记者采访,不准报导;严重超标的环境监测数据不公开;群发环境事件封锁信息;建好的环境治理工程或设备不 运转,该引进的先进治理技术不引进;危害环境的工程顶着群众压力强上,环评通不过,政府出面找关系;主要官员定的项目,往往会冠以一号工程,不能提反对意 见;敢于对政绩工程提意见者,遭恐吓,追查;再不行,由党政下令,通知到各基层单位,采用连坐法,以维稳的名义,将群众的不滿压下去,那个单位有人“越 轨”,要拿单位领导算账。凡此等等,你叫谁来为环境说话?来保护环境?

多年来,环境保护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牺牲品。中国的竞争主要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各地区、各省市、各部门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利益主体是党政及其官 员,政府之间的竞争首先是GDP的竞争,官员之间的竞争首先是政绩的竞争,而政绩竞争一直以GDP论英雄。因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上下级之间、企业之 间都与钱挂钩。以抢占公共资源为捷径,谁抢得早,抢得快,抢得多,发展的成本就低,经济增长就快,效益就高,环境的责任就小,政绩就突出,提升的机会就 多,政治博奕的空间就大。

在这种机制下,凡能赚钱的,能加快经济增长的,能创造GDP的企业、产业就受欢迎,就畅通无阻。相反,凡需要花钱的,对产业发展提出约束的,就被忽视,被 弱化,甚至被排斥、边缘化。环境管理就成了一纸空文,环境监督就成为“一廂情愿”,环境治理就成为长期的赤字。在许多地方,污染型企业绑架地方政府,降低 环境准入门槛,多占土地,想布局在哪里就在哪里,不管是不是环境敏感区,生态禁区,只要企业财大气粗,就能畅通无阻。政府为引得“凤”,被迫或主动牺牲环 境,不顾一切去“筑巢”,为的是GDP,是政绩。这样,政府就与企业一起成为共同剝夺环境质量的“盟友”。

平心而说,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国的环境、资源、生态问题一直还是比较警觉的、清醒的。但一到地方,就被许多口称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地方官员给冲掉了。所谓“令 不出中南海”决非无稽之谈。就拿钢铁、水泥、玻璃、多晶硅等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来说吧。多少年来,中央就三令五申,要抑制钢铁工业无序增长,改变严重过剩 的局面。可是不少省份,不仅不限制而且大发展,你限制小的,他扩建大的,越限制,产能越扩大;铁矿靠进口,耗水靠南水北调,污染靠亿万人民共同“享受”, 你说这些地方的官员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了?说到底,这是一种利益关系,在他们眼里,只要有利于提升政绩,什么环境、污染、资源等问题再严重,也就无动于衷 了。因此,我认为,调整产业结构本身不只是理论和技术问题,而是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环境保护的落实更是如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化过程和政府官员腐败严重化过程,几乎同期同步。我不敢说,腐败都与环境有关,更不是说,环境工程是腐败的重灾区。 我只想说,腐败与环境恶化是人治  的必然结果,不受监督的官场一定是腐败的温床;同样,不受环境监督的社会,一定是污流横行、浊气弥漫的社会。若官员们是廉洁的,是重视环境的,是为民谋利 益的,是法制的,那仅被贪官贪汚、被裸官携逃出国的资金,被吃掉的资金,被收入私己腰包的资金,就足以将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好。


中国环境管理的一大奇观是,环境问题政治化,环境保护官场化,环境对策口号化。今天的中国,你不能说没有环境保护法律。实际上,环境保护法、大气法、水 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早就有了,问题是法归法,实行不实行是“法”外的事。可以这样说,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口号,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许多环境保护 做得很好的国家都不敢提的目标、口号,中国就敢提。因为这是官场需要。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之后,全球第一个编制“21世纪议程”的国家是中国。但多年 来,许多人包括许多决策者、编制者早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又如我们很善于接过世界别人提岀的新名辞,新科学概念,加以政治化:什么可持续发展、循环经 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什么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什么生态文明建设,都超前于发达国家。我并不反对提这些目标(我本人也在宣传这些理念),别国不敢 提的,中国也不是就不能提。问题是提了不做,只作为争取政治资源的手段,作为往上爬的“政治化妆品”,抱着“口号多响亮,政治就有多收获”的心态,这就太 变味了。老实说,好概念,好思路,好理论,好模式,好目标一到中国就走样,甚至变成“邪门歪道”。其中,“生态”两字是被用得最烂,又被叫得最响的词语, 什么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矿山,生态宜居,生态食品,生态厕所,生态化妆,等等,究竞有哪几样是真做?在上述的目标和口号中,只要认真做好 一项,不走样,原汁原味地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省、市、县去做,中国的环境状况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在现实的环境管理中,环境保护部门是一个很尴尬的部门。在综合决策中,环境保护管理部门长期处于小媳妇的地位,难以独立行使环境管理权。首先,从理论上 讲,“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要服务于发展,要为发展鸣锣开道。各地主政者有了“发展”这把“尚方宝剑”,不管是合理的发展还是不合理的发展,包括严重 破坏环境的“发展”都能畅通无阻,“马到功成”。

其次,从体制上讲,政府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必须服从领导,遵从党政提出的决策,只要是一号领导认定的事、工程项目、开发区, 不管环境问题多大,多严重,环境保护部门都只能服从大局、服从领导,不通过也得通过,否则,乌纱帽就会丢了。笔者参加过不少工程项目的论证,也听说过不少 项目的论证,只要是领导人定了的,环境保护部门不仅不能提环境容量不够,环境后果严重的问题,而且要出面对“论证专家”证明环境可行性。你想让环境保护管 理在各种开发区、项目、工程中为环境把关,那是难上天的事。实际上,许多环境风险大的项目,环保部门不仅不能披露,而且往往会被先打“招呼”,要让环境评 价过关。因此,所谓环境保护一票否定的“这一票”并不在环境保护部门手里,而往往是在一把手手里,实质上是一把手的“一票否定”。

再如,中国环评在某种程度上是部门下级单位评自己直属上级确定的项目,水利、交通、城建、能源、化工等环境敏感部门,都有自己的环评单位,在主管单位领导下开展环评,并且独揽大权,对于直属上级确定的项目,作为下级单位你能得出项目不可行的结论吗?

中国的环境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境外敌对势力逼出来的:一是外国高质量环境反襯中国环境不安全的尴尬,不得不以敌为榜样,做点“追赶”。二是“敌区”老 百姓的高素质环境意识,倒照国民的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天性”,到敌区考察、旅游后不得不有点感触。三是敌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高要求,逼得以出口为产业 导向的中国不得不在环境质量上下点功夫。四是敌人惯用的伎俩,经常揭我们的短,不得不提防,堵洞。五是现代信息的威力,逼得我们再封不住、骗不了啦,只好 做些能晒在阳光下的事。就如此次PM2.5事件,若没有敌人的信息,我们广大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连什么叫PM2.5都不知道。

我并不想否定我们环境保护的成绩。平心而论,这些年来,若没有一系列的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环境控制措施,那不可想象我国的环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我 只想说,我国的环境管理、环境治理与发展不协调、不给力、不适应。许多该警觉的没警觉,该预防的没预防,该避免的没避免,该治理的没治理,该优化的没优 化;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过去一直强调,唯物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若决策的权力意志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你还说他动机 好,那不是在否定自已的理论吗?我寄希望于决策者和全国百姓能对环境污染有深刻的反思,寄希望于“十八大”以后的改革!


2014年元宵节前夕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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