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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李锐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建设三峡工程

作者:凤凰网 来源:凤凰网 本网发布日期:2011/11/25 20:13:00

核心提示: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拍板,说三峡问题这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你来办,李锐的意见好。在那个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竟然听进了一个小人物的忠告,停下了向三峡进军的脚步。或许,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在长江面前也心存敬畏。

凤凰卫视2011年6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而此段时间,长江中下游的罕见大旱,也让舆论集中在三峡工程上。大旱背景之下聚焦三峡,可以视为是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一种舆论回应,而官方正视三峡工程的影响,无疑是为这个此前较为敏感的话题“祛魅”。

回顾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和决策上马的过程当中,的确是留下过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经受长久怀疑目光的擦试。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

解说:三峡之梦,始于孙中山,夭折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描述了对三峡资源的利用开发,营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三峡梦。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了三峡大坝的勘察建设计划,终因战局动荡不得不最后终止。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溃败,又一个时代开启了。

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第一次使三峡具有了浓重的诗意,一曲高峡出平湖,成了全中国人的集体畅想曲。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长江,他提示当时的长办主任林一山,三峡工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长江的问题。在此后的五年间,他曾七次接见林一山,对三峡可谓情有独钟。

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谈完了以后,他们都走了,主席叫我上楼上他自己的住宅。我到他这个住宅来了以后,他也是先谈谈,首先去了他马上就问我。他说,你看啊,你能不能找一个,找一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助你修三峡,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啊。李先念在旁边(说),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干。

解说:林一山曾就读北师大历史系,战争时期,有过辉煌的戎马生涯。解放后,历任中南局水利部部长长办主任,驰骋长江上下几十年,被毛泽东戏称为长江王。

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林一山)四个字吧,能说会道,口才很好,而且是很能海阔天空。

解说:1950年代中期,对三峡的勘测及设计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三年后,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长办拿出了初步设计,这是一个200米高程的大坝,它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00亿度。这项工作结束之时,恰逢大跃进的高潮,三峡当仁不让地成为跃进中的一项内容。人民日报也刊出了消息,三峡上马一片山雨欲来之势。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1958年初,毛泽东登上了去往南宁的专列,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一山:(李锐)这个人很聪明,脑子非常聪明,这个人。

解说:李锐,曾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投笔从戎后,一直从事中共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水电总局局长,水电部副部长,1958年到1959年,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李锐:(到南宁我一见到)田家英和胡乔木,他们两个就把这个会的底牌告诉我,毛发了脾气,批评了周恩来同陈云,非常紧张,告诉我,你来了是很要命了,你反对,他要干你反对。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解说:在1950年代,第一次关于三峡的大争论,便由林一山和李锐这二人挑起,开始是在各自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辩论,真正面对面的交锋是在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当时,人们为李锐担心是有道理的。毛在战争年代就认识林一山,又曾多次接见他,在三峡的问题上,林一山不仅掌握大量的历史和水文资料,更是手持“高峡出平湖”的尚方宝剑。

而李锐,虽身为水电总局局长,但当时水电很不吃香。毛泽东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毛自己是支持三峡的。两人到了南宁,当晚就开会讨论,毛让他们各自发言,阐述观点。
 

李锐:当时三峡上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整个的国家力量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是不是啊。我问你,一个城市只有5万人口,它盖一个百货商店是对付20万人的百货商店买卖,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我们那个什么那个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你摆那个农村里面去行不行啊,没有人来买东西嘛,那是很显然的道理。

解说:在会上,李锐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谈到,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能力消化这样大的电量,其次他认为,防洪必须本着综合规划的原则,即堤防,湖泊蓄洪,干流及支流水库并重,不能用一个水库毕其功于一役。在开发顺序上,他认为应该先支后干,分布实施,待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这样的大工程。他的话打动了毛泽东。

李锐:大家一听,豁然开朗,可以这么说,豁然开朗,情况如此。毛当时很好,他没有下结论,但谈了还不算,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

解说:说到写文章,李锐更是胸有成竹,本来他就是宣传口内著名的一支笔。在延安时,他就写过《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并因此而成名。三天后,文章交上去,毛泽东发现这是个难得的秀才。

李锐:这个文章一上去,第二天再开会谈三峡,那个气氛就完全解决了。毛主席说,我们要有秀才“工作方法六十条”要培养秀才呀,我们就要你这样的秀才,这个文章写得好,写得清楚。最后毛提议要我当他的秘书,这个我就好无精神准备,毫无精神准备。我说我这个工作忙得很。他说,你兼职啊不行吗?让我兼职。

解说: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当时给拍板,三峡问题这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你来办,好,李锐的意见好。在那个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竟然听进了一个小人物的忠告,停下了向三峡进军的脚步。或许,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在这条波澜壮阔的长江面前也心存敬畏。

此后不久,在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三十几个大跃进路线的决议,只有在三峡问题上做出几年之内不上马的保守决定。毛还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批示。这是当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1960年代,湖北省曾几次向毛请报上马三峡工程。毛只说,武汉头上顶一盆水有什么好吗?便挡了回去。但是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构想,毛始终念念不忘。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视察了三峡坝址三斗坪。当他望向这个江心小岛时,他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几个月后他再次召见林一山,向他询问水库寿命的问题,林一山说,三峡水库至少有两百年寿命。

林一山:主席一听,哎呀,千年大计呀,二百年就淤死了。他就说这个话。

陈晓楠:毛泽东对三峡的复杂心态,在葛洲坝工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湖北省再一次报请中央,请求先行修建三峡的反向调节电站葛洲坝。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

毛泽东说,既然是三峡的一部分,那就干吧。但是在批示的时候,却留下了一个底气不足的尾巴,他说,赞成修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时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就要准备修改设计。

葛洲坝的命运出人意料地被毛一语言中,两年之后,果然因设计问题推倒重来。晚年的毛泽东,环顾宇内已无人可与抗衡,唯有面对长江,留下敬畏和遗憾交织的话语。
陈晓楠:如果说,三峡论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了八十年代,它就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一时间争得不可开交。

解说: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接过了三峡。1980年,这位务实的政治家视察葛洲坝后决定,在全面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上一些大型的具有骨干作用的工程。面对可能引起的争议。他说,干革命就要有点闯劲,错了,我们大家负责。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长办的150低坝方案,此时,反对声浪却陡然而起,先是重庆市提出,150方案对航运不利,希望提升水位至180。同年五月,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推迟工程建设,重新组织论证。

随后,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力主缓建大坝。海外舆论也对三峡工程持有相当怀疑的态度。美国人说,中国将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建设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这是一个令人始料未及,进退维谷的局面。
 

1986年,国务院责成水电部组织专家,重新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加拿大也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参与三峡工程的国家。当时,加拿大政府愿意向中国提供一笔赠款用于这次论证。

陆佑楣(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当时我们没有定,三峡工程用不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没有做这个决定,因此为了以后如果要世界银行贷款,那么有一家国际的,国际上的,不是完全中国的,国际上的有资格的咨询公司,做了可行性报告以后,那么对于世界银行来讲,它要通过这个项目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就用加拿大的钱,来搞了这个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三峡工程并没有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而加拿大论证的160水位,因不能满足防洪及航运的要求,也未被采用。但这场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四百多位专家,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论证,对三峡工程意义重大。它是对几十年争论的一个总结,所有正反面意见都在这次论证中得到发表,并且,这场论证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三峡工程的命运。潘家铮是当时论证小组的技术总负责人。

潘家铮(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确实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非常激烈,但是呢,也一个情况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原来我认为这个无论是赞成上三峡的也好,反对上三峡的也好,都是忧国忧民,都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吧,有些不同的见解,那么要放在台面上大家讨论,那么摆事实讲道理总是可以讲得清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讨论有点情绪,或者一些历史恩怨,各种方面的因素。所以一般呢,好象不大容易在台面上把这个问题摆清楚,当时参加论证的记者也很多,记者都在旁听了。他们说我们的这个讨论叫聋子对话,聋子对话。就是你上半天有许多同志反对上三峡,他慷慨激昂讲了一大番道理,拿了许多许多数据。

那下午呢,赞成上三峡的同志就要进行答辩,要把这些资料都重新拿出来,但是下午讨论的时候呢,这几位反对的同志不来了,上街去了。他也根本不来听了,以后再讨论,他又重新把这套东西再说一遍,所以根本没有法子真正的面对交锋。

解说:尽管如此,争论也时时发生。潘家铮记得,当时争执最为激烈的是生态小组,和综合经济评价组。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当时参加了防洪及综合经济组,最后他在综合经济组的报告上没有签字。

何格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因为在计委我是管水电嘛,所以知道我一年要多少钱,至少要多少钱。当时至少一年要70亿,但是呢,当时计委只安排了35亿,去掉一半,所以我在国务院汇报会上就讲,我们现在要最极须的水电站的建设,都没有投资,你还要上三峡,那我其他的(项目)都被,都要停了。

陆佑楣:在当时看来,要2000亿(元),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谁也不敢动手,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2000亿是要分布在十七年。

解说:此外,在三峡大坝的抗洪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泥沙淤积,生态影响,地质灾害以及移民等问题上,反对派也是力陈弊害。

李锐:三峡现在那个库区能够蓄的洪水,大概是一百多、二百多亿(立方米)吧,实际上下游,从三峡向下下游堤防加高一公尺,就等于三峡水库出来了。

潘家铮:有的认为这个生态环境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很大、很广、很深。

李锐:使得四川这么个地方永远受到无穷的灾害,一百多万人移走,几十万亩好地抛掉淹掉,永远不能使用。

潘家铮:所以应不应该建水坝,就应该把利弊得失来比较一下。
张光斗(清华大学教授):三峡资源是我们的宝贝,不能放弃的,对不对。防洪有效益,发电有效益,航运有效益,明摆着的事,对不对。至于说是不是库区生态环境搞得不好,要损失一些,那你应该尽量做好了,对不对。

解说:1988年底,论证结束,结论是三峡工程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利多于弊,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李永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任何一个工程它都是有利同时有弊的,经过比较以后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要好。

陈晓楠:这场讨论当中,412名专家里,有来自生态、防洪、综合经济等小组的9位专家没有签字,而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而闻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之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且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而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是坚决反对,从三峡大坝要上马的消息传出来,黄万里就先后给多位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任裕民(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学生):(他说)三峡大坝修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修高坝,他就又叙述了很多原因,他说写完递上去,给系里,给系里的头头,他说给钱正英写的信好像比较多,给水利部,给水利部又写了信,都讲自己好多的看法。

解说:在此期间,黄万里一次次上书都有如石沉大海,在三峡工程面前,这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中国水利的老人,显得十分孤立而且无奈。

任裕民:黄先生说了,纵使我的意见能发表出来了,现在没有人给你扣帽子了,但是你说归说,我反正不听你的,我又不答复你,我又不答复你,我又不说你行,我又不说你不行。因此,叫他非常无奈,在这方面非常的无奈。

杨美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学生):他比较伤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听他的意见,或者他送上他的来意见了以后,没有人跟他讨论,不理他,他节感到很悲哀。所以这一阶段他难受的是这些东西。

解说:7月21号到2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了长江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和汉口防汛大堤。

陈晓楠:1989年7月,刚刚上任26天的江泽民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是来到三峡。他看了与三峡密切相关的荆江大堤,葛洲坝,而且又来到了三斗坪。当人们问他,如何看待三峡工程的争论的时候,他出言谨慎。他说,相信科学家们会解决好三峡论证当中的各种问题。

解说: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三峡论证结果的汇报,《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导,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潘家铮回忆,开会的时候,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著名人士全部请来,花的时间之长,投入的资金之多,动员力量之广。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有过这样的经历。

杨振怀(水利部原部长):无论提哪方面意见的人都是对三峡工程论证有帮助的,都是为三峡工程论证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也都是为人民负责的。

陆佑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它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必须充分地论证,一个一个地调查研究,目前能够看到的问题,都要给它拿出来。

解说: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人。超过半数通过。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2/3的多数票,通过了三峡工程的议案,它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交付民意表决的工程,并创下了三分之一代表弃权及反对的纪录。此时,据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90岁的黄万里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在这份潦草的遗书中,黄万里并没有对妻子孩子有任何的嘱咐,也没有财产的分割。而是将治江的愿望转达给了沈英夫妇。

这就是他的遗嘱写给我爱人跟我的,就是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河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林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砌石,以策万全,盼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解说:耐人寻味的是,回顾三峡论战“主建派”的代表人物潘家铮甚至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

潘家铮:曾经有个记者问我,他说在所有的参与工作的同志之中,哪些人的贡献最大。我认为提反对意见的人贡献最大,为什么呢?他一个一个的问题提出来要你解答,你就非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可。

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现在我宣布,三峡工程开工。

三峡工程工作人员:请中央领导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李鹏: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陆佑楣:没有什么感慨,跟所有的建设者一样,都是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这是大量的工作当中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件事情做好了当然是高兴的,你说有多么激动。

陈晓楠:回望三峡工程的过去,基于可行性论证,由最高权力机关表决,被视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大注脚。但是在具体环节上,也是争论不断。就程序而言,不管插曲几许,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人看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投影。

回望三峡,激烈已变静水。现在舆论聚焦三峡工程,还因为它仍是未竟的工程,后三峡时代,在如何处理气候影响、生态保护、地质灾害、移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峡依然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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