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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

作者:黄万里 来源:情系怒江网 本网发布日期:2011/11/20 21:06:00

据《财经》2003年9月5日载,“8月19日,新一届国务院举办第一次学习讲座,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主讲《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时指出,国务院组织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和现代管理等知识,是一项重要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这里公布于众的,是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88年6月25日致钱正英的信。在信中,作者特别提到与当前政府这一由总理主持的“学习讲座”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政府决策人与专家,以及“积有研究并能铮铮发言”的专家与“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的判定。黄教授遗文有机会发表于今日——原本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而退出领导身份后,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传授知识的专家——看来不无教益。下边是原信,信的眉额处有“黄先生给钱正英部长写的信”字样,想来出于负责转递此信的办事人员之笔。至于钱正英部长有没有收到此信,收到之后又如何处置了,就不是保藏这封信的黄家人和黄先生生平研究者所能知道的了。】
  
  
  
  
   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返京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至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
  
   按元一公为宋徽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传二十七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知 辛白先生是否出于嘉定一支?有便当趋候。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定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消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岂不冤枉?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可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么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任经济部门的部长。国外就是这样。
  
   要知道这一部门中业务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知]其知识分类和基础学术。要能领会技术领导的非专业性的技术报告。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按我国工界有工客、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专家,例如水利专家,他们都是经历过实地测量、施工(坐办公室挂名的不算)设计和规划,又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可能只专于一门,但却是老老实实自知其知识的局限性。领导要从内心出发,真正地尊重他们。
   要懂得工程或企业的步骤: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规划包括某项工程的可行性鉴定。只用简略的勘测资料就能定出工程的大概规模、造价、效益和经济价值,需要最高的知识。因为设计代价可达工程造价的3至3‰,若可行性不成立,就白费了设计。所以先作可行性考查,定其取舍,可行才进行设计。
   工程经济核算的一些简单原理,领导必先懂得,才可能理解可行性报告的内容。1980年以前水利部一些高级工程师声称,部内从未做过经济核算。他们不懂得工程本是一个经济问题,未经考核经济的工程,纵使站住没有坍下来,若其经济价值不成立,等于买卖做成了,但是亏本的。
  
  
   下面是解放后水利方面一些显著的失误,未必是部长个人的错误,但部长应负总的责任:
  
  
   一)舍弃了浅层地下水却去鼓励开发深层有压地下水。在沦陷期间,华北普遍没有手压汲水机,每机可汲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5亩地。解放后没有去整顿这些汲水机,却去放款鼓励打深井。深层有压水的露头远在山西,其承水面积有限,相对汲水地面只有很小一部分,因此供水有限。深井多了,水位下降了,水易枯竭。政府不催地方还款,原是好意,而因此人民大量开深井,只要负担些电费,于是全面告竭。直到五、六年前,水利部才觉察到而停止贷款。再加上河北省前领导压制人民,禁用浅层水,于是地下水的利用成了既枯竭又浪费的局面。地下水勘察又归地质部领导,但又不管工程。水利部和地矿部不相协作,影响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河北省在石家庄开发回灌地下水,在南宫研究地下水回灌并利用卓有成效,水利部竟拒不援助。须知地面水库与地下水库联合运营,水资源才得尽量合理运用。
  
  
   二)没有从三门峡坝规划的错误吸取教训。1955年我在黄河规划讨论会上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规划;1957年我反对苏联提出的三门峡坝修建初步计划,说明不仅将来库区淹没,淤积还将上延,今日的开封险境将搬到渭河上。经过七天的辩论,汪胡桢等同意了先不封闭六个施工排洪闸,但是最后仍照苏联原设计修成。这也许是政治问题,但人们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分析清楚三门峡坝的错误所在,以免再犯。从1964年起,不断有论文发表,先说淤积末端到交口(泾河入渭之口)不会再上延,再说不会超过临潼;又历次提出改修三门峡坝的方案。现在证实了我在1973年提出的相反意见,淤积将毁坏渭河南岸农田:由于地下水随河槽淤积而抬高,农田盐硷上升,农产将逐年减少。当我沿渭河观察,看到18岁的少年赤着膊修生产堤,天真壮健可爱;再倾听华县宁东梅公社主任的报告,不觉心酸。回来成诗一首:《倾听华县毕家公社宁冬梅主任报告三门峡修坝后灾情》
  
   听罢毕家遭苦害,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更悲。
  
   三门峡坝的错误规划有两点:(1)库区地质属地堑区,潼关以上尚在淤积过程中,淹没损失不限于仅仅库区,这以上将继续淤积,盐碱上升,影响将达咸阳。(2)把减少库区淤积寄托希望在水土保持上,也明知其无效,又以一半拦沙任务放在支流拦沙库上,这是不现实的,至今人们不敢以实践来考查。
  
   人们误以为只要打开泄流洞增加大坝泄洪能力就可将积沙排出。按未修坝前三门峡以上原是淤积着,再打多少洞,也赶不上没有坝时排沙畅快,淤积总比以前要多。淤积上延是不可免的。所以历次改修坝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淤积不上延是可能做得到的。三门峡坝可以改建好使恢复原来期望的发电功率。”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了好好学习,硬说坝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这是欺骗群众,欺骗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着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罢。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酿成水灾。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我曾提供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在中山公园展览的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缪。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过水流率减小7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钜,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后来造完了,我又提出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育,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
  
  
   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不赘。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被邀者多正面人氏,像我这样的反派人氏就要排除。或许鉴于1957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
  
  
   六)1975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人为水灾的世界历史记录。黄河开封淹城、汉水决堤也只数万人。若按今兴安岭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最大可能降水量P.M.P”法。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转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的成果加上20左右,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长,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系列长的加5左右。今一律加大20左右,又硬说是考虑了概率问题,一方面有的加得太多了,造成浪费;另方面有的加得还不够,仍欠安全。像这样的问题,不是那些总工程师们所能懂的,就该请专家商讨。贸然以行政命令推行,就是领导不信任科学。洪水设计规范也未规定必须外加这种校正标准,也未规定必须用最小二乘□线法定出各参数,制订规范的该负一部[份]责任。
  
  
   七)关于1978年的东线南水北调会议和1979年的治黄规划会议。为了华北缺水,提出东线南水北调,似是顺理必然之策。河以北,西有太行,北有滦河,南有黄河,三面环水,高高在上,地下还有深浅层的潜水,可谓得天独厚。惟有东面临海,余沥可排碱出去。地形隆突成三角洲。与太行东冲积平原交界线就是黑龙港窿道,这一带旱涝盐碱沙为灾,十分贫瘠。假使引黄河浑水大量淤灌,汛期余水蓄地下,就可彻底改良土壤,辅以深层排水,当地可很快繁荣起来。南水北调过黄河,水头抽高须达70米,而水量即以100秒立米计,终年不停,也只有每年31.5亿立米。水流过苏北,沿途必被截用,那里有千万亩海滩黑地,人民见水如命,无法劝止拦阻。所以说,北调江水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不经济的。而部里却念念不忘,终不罢止。
  
   水土保持不可能减少下游泥沙,经历了30年无效,就改说50年,把责任移交子孙。用整治河道方法,想把泥沙全带出海去,可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却仍要求耗费每年250亿立米水输沙出去。世界任何三角洲上都是分流水沙淤积灌成肥沃田地的,惟有我们顽强地封住两堤,不让水沙沿着现成的廿二条流派分出去。这真是无法理解。历史上黄河下游看不到一块石头,连堵口都用捆厢打土,要筑分流闸门,自是可怕。现在钢筋混凝土加钢钣桩,何惧分流酿成泛滥?现在河底已淤高起 4~10米,正是分流刷槽的好时机。但是分流必须打去底槛,才能把积沙拉出来,分淤各流派的滩地。现在山东人民自筹款放淤,是好事;但是只放泥不拉底沙,将使大河淤得更甚,是不对的。总之,政府一贯执行的“拦、排、放”治河策,是完全错误的。
  
   黄河两堤以内怕水涨,怕沙淤。堤外两大片地即黄淮海平原要水灌,要淤泥,以改良土壤,繁荣农作。所以分流是一举两得。分流后刷深河槽,保证可平息洪水,把它分散成几十股水流,分别淤灌黄淮海平原。同时沟通南北运河,四条高堤正是人们不自觉地造成的高速公路路基。总的经济效益每年在30亿元以上。
  
   高村下开闸放水几十里入万福河,淤灌平湖西盐硷沼泽,余水入运河,足以替代东线南水北调。不此之图,却去引水济三百公里以外的青岛,这比青岛蒸发海水制成清水还贵。这是什么科学?什么经济效益?工程和企业若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穷?物价怎能不涨?
  
  
   八)在华北普遍缺水情形下,专家们高呼我国天赋水资源太少,年内分布又不均匀,这样冤天尤人,来卸掉自己的责任。按我国水资源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地丰富,其分布又恰恰和农时吻合,是好极了。北京年雨量660毫米,略高于西欧各地,如伦敦、巴黎等,只有东京、纽约雨多雪多,由于其特殊的环海、临海和海流方向的条件。我国内陆距海千余公里,还能受到台风的影响,重庆年雨量达1000多毫米,在全球是少有的。全国雨量3/4落在夏季,正是气温高、植物生长茂盛最最需要水的季节。全国唯有五、六月份的春雨少得贵如油,其时北方小麦返青,水稻需水大量泡田,这是最紧张的时候。但这总比西欧海洋气候冬春降水大、夏秋反而干燥要好得多了。北京660毫米若12个月平均分布,不论冬夏一律55毫米,春雨足够了,但最需水的夏天作物要枯死。
  
   唯其是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及其合乎农时的分布,我祖先才根据这天然条件制订出作物的农时。华北41°的纬度能种两季,越冬小麦分两年生长,实为世间奇迹。春夏间缺水,其量有限,真旱时可汲地下水;若夏秋缺水,问题就严重了。广西南部可种三季水稻,年雨量平均2000毫米,一遇台风来雨少了,便称干旱。这不是真缺水,而是人对自然的要求太高了。
  
   唯其有如此天赋丰富水资源,配以勤劳的人民,我国才能支持几十亿人口。但是向天奢望过高,终将受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惩罚!现在幸尚未达这程度,还有潜力可挖:华北黄淮海平原在分流黄水后,还有二、三百亿方水沙可享。地下浅层潜流也有几十亿方可汲,连同从减少地面蒸发的措施,也可增加灌溉水量。只是山西汾河也有权要水,河北京津缺水之量与日俱增,惟一出路是引黄淤灌。僵化的头脑终将被迫承认应该分流,但仍将倔强地坚持其束堤集流、输沙出海和水土保持等劳而无功的治黄之策,而不肯认错。
  
  
   九)今1988年用水法的制订是应时之需。但是内容没有定出如何解决上下游间和相邻流域用水之争。一概推给领导机关仲裁,就是把法治推向人治。天津引滦取水,原可利用唐山晋各庄至天津的运河,再接上一短段沿山麓引滦到晋各庄新开运河,就可送水到津。其工费不要如今开山打洞的十分之一,工时只要几个月。不这样做,就是为了沿途唐山地区各县难免要截水。在新的所谓水法里,无法可循。我近写了对水法的意见,不免兴起才难之叹!这里不需要多少学问,制法者没有深思,用水者甘愿浪费。我国焉得不穷!
  
  
   当然,三十年来,您劳苦功高,成绩将长示后人。前列诸端,只是缺憾的一面,叼在族亲,敢不竭诚相告。且其中有的还能及时改正,则其功将永垂后世。如治黄问题,不妨发动群众,各抒己见,公开争论,以谋一是。京津华北缺水,与日俱增,从滹沱河、拒马河借水,同时引黄水偿还其下游;山东已筹款一亿元,取黄河水淤灌。分流已经执行,但必须合理规划:分流闸次完善地设计,其艰难性不亚于滚水坝;分流路线和渠道断面,有淤滩、有冲槽,地形坡降改变很大很快,都须完善设计。现在这样,由地区自己掌握,未必可靠,费工掏挖必甚。分流只顾淤灌而置治河于不顾,不是两全之策。
  
   亦宜出您余热,告戒后人,即接班人:必须靠积学之士,组成智囊,出谋划策,并明确其职责。切勿轻信工客,攘臂亲自指挥。遇有疑难,不妨公开征询,引起争辩。国内外学术会议,必须遴选才士出席,对于议题积有研究者,在会上能铮铮发言、惊倾四座。我国学者实不后于洋人;而每次派去出席的大多数是庸碌工客,甚至是外行人,无发言能力,如何能代表国家的学力?
  
   拉杂陈言,望谅解初衷,不是对您攻击,而是敬爱出诸肺腑。此致
  
   敬意
  
   辛白先生均此
  
   黄万里 1988年6月25日
  
   清华九公寓卅五号,电话282451-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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