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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其流汤汤

作者:刘周岩 张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本网发布日期:2019/6/20 2:20:00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位于均县镇的丹江口水库湖区,此处属汉江中上游。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两千多年前一段秦、楚争霸的历史

盘龙城:初涉南方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出自《诗经·国风·周南》,诗三百中最引人遐想的几首之一。“游女”是谁?又为何“不可求”?她所在的汉江,也就是诗中的“汉”,又是怎样一条河流?

对于主要产生在北方的《诗经》,湖北已是我们可以去寻访的最南的省份,却不可或缺,代表了两周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汉江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为我们理解诗经时代湖北的河流线索。它发源于陕西,蜿蜒而过整个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共入大海。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古人将其与长江、淮河、黄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于《诗经》中多次被描绘,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可汉江长达1500公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建议,盘龙城遗址可作为一个恰当的起点。盘龙城是湖北省一处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约为前16世纪至前13世纪,而《诗经》收集的诗歌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为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盘龙城如同一组交响乐的序曲,成为诗经时代的预备。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清澈的汉江在武汉龟山附近汇入长江,共入大海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部的黄坡区,距汉江汇入长江处仅20公里,目前已是一处风景秀丽的遗址公园。园内有山坡、湖水,视野开阔。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许多人来此野餐、散步。除考古队驻地外,少有人工建筑和道路,更有几分自然山水的荒野之感,若没有解说牌,一般人或许很难看出这里的特别之处。

正是这片“荒野”,成为解开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园内那个不起眼的约300米乘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城邑,考古学家在其上发现了大量商人活动的痕迹,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等部分井然有序,它们有着重大的意义。

黄河、长江,中国两条最重要的大河,在文明起源问题上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秦历史地理专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说,西亚的“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因相距不远,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在早期即呈现出“一体化”情形,中国的“两河文明”(黄河、长江)则颇为不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唐晓峰说。

中国历史中,传说时代之后便是“三代”时期,即夏商周。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夏朝不可能远控至南方的长江,至于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盘龙城在修建堤坝过程中被发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遗址。带领我们参观的孙卓博士说,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是黄河流域的一支贵族率人到这里定居。遗址内包括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铜器、陶器等风格均与郑州商城都城遗址相近,可证明是中原而来。他们为何颠沛流离来此南方“荒蛮”之地?他们是否负有商王朝的某种使命?

孙卓博士介绍,这一遗址并无文字材料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还没有铭文,所以诸多现象还只能是推测,但结合多种证据,商人很可能是为长江中下游的青铜资源而来——那时的人不存在单纯只为扩展疆域的概念,一定是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吸引而来,青铜是最有可能的战略资源。整个盘龙城位于今日武汉市郊涢水北岸,在长江北岸最高点,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铜矿产区都很方便,很可能成了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黄河、长江的结合,或许就从此开始。

今日湖北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更是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但文明初期并非如此,“中国”的地理范围是如滚雪球般逐渐生成的,商周之际长江流域还是人迹罕至的南部边疆。正是一批批如盘龙城商人的先民,远离热土、逐水而居,才将中原文明向南推进。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园内那个约300米×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商人城邑

《诗》与汉江

从武汉龟山上俯瞰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碧波的汉江与昏黄的长江之间“泾渭分明”,使人想起白居易原本形容晚霞与湖面相对照的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在中国的江河体系里,汉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堪称古代中国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水运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交通网络实现。两横是长江与黄河,两纵即汉江和大运河。从西汉到清代,先后有五次借助汉江使黄河、长江打通的工程尝试,虽然因为秦岭的阻隔,始终没有成功,但头枕秦巴山地,怀抱汉中、汉江平原的汉江,已经为南北文明的沟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贸易、战争借此发生。

“中国”何以形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著名论断中,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而在周人的地理统一过程中,汉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向我们介绍,汉江在两周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中上游地区和随枣走廊共同成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的主要区域。“在两周时期,这一地区以丘陵岗地为主,水源也比较丰富,与今天的江汉平原腹地相比,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较少,气候相对温和,适宜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郑威说,周人通过分封,将宗室亲戚分封到这里,和各地的诸侯国一起,像藩篱屏障一般护卫着周天子,通过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进而实现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诗经》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法。

从武汉向西沿汉江而上,很快来到襄阳,古时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和同在湖北省境内、曾为楚国都城的荆州共同构成了“西周大十字”纵线的南端:“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确立了早期中国的地理框架。

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于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诗经》按各地歌谣、正声雅乐和祭祀乐歌而分为风、雅、颂,其中以十五国风最引人关注,《国风》中开首二卷《周南》《召南》又以情诗出名,集中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烁烁其华”。对于这“二南”具体的产生时间和地点,2000余年来历代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主要的看法是它们诞生于周王朝的南部,很可能就在今日的汉江平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徐正英教授曾说,他在研读《诗经》时一度最感困惑的一点是孔子对“二南”的重视。孔子说,作为一个人而不学习“二南”,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寸步难行(“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最为原始,感情最为奔放,按理说应被想要恢复礼乐的孔子舍弃,却最被他重视,这是何故呢?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前,多数人不相信商代人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流域

徐正英教授结合出土文献做了研究,他认为无论采诗入乐的周公,还是编诗的孔子,都恰恰从“二南”朴素的情感中看到了与礼乐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因其中的情感均包含着一种克制,这是其升华为礼乐的基础。“正是因为‘二南’这些基层诗歌的内容多关乎婚恋家庭的言说和书写,才为以伦理家庭为治国之基的西周所最看重。”徐正英说。以《汉广》为例,徐正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写的是贵族婚娶的诗歌,游女指出嫁之女,“游”当解作“行”,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所有礼数完成,所以对女主人公一时“不可求”,礼数之约正如宽阔“不可泳”的汉江。

关于“游女”的具体解释,历代还有不同说法,但大家对“二南”中情绪的复杂性有着共识。例如《关雎》,男主人公的情绪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谁又能否认其中饱含的情绪的节制呢?一些民族性格的底色,或许就在那时,在汉江边上,开始孕育。

穿过襄阳,沿铁路继续向西,广阔的汉江江面上,景色渐次展开。“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这是生长在汉江边的襄阳人孟浩然的形容。有人告诉我们,下一站十堰,我们将会看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和《诗经》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带着期待与疑惑,我们来到了汉江边的十堰市房县。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著名的湖北省武当山——东接襄阳,西靠十堰,南望神农架,北临丹江口

房县插曲

“60年代,农村生活贫乏,大家唱民歌打发时间,我父亲就在火炉边唱:光光柱鸠一双鞋,在河之洲送过来,苗条是女难为你,君子好汉大不该……我也跟着学,只不过被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是诗经,也不知唱的有许多错。”朱其全一边翻着歌谱,一边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

今年65岁的朱其全是房县门古寺镇四方村人,幼时从爷爷、父亲处学得民歌,自从知道他们唱的其实是《诗经》之后,便兴趣大增,业余时间义务承担挖掘整理工作,至今已有15年。他四处寻找本地的民歌手,请他们唱和《诗经》有关的民歌,记录词曲,加以规范化,把那些唱“错”的纠正过来,再教给更多人。

汉江边的十堰,距武汉陆路已有近500公里,这座城市因武当山、丹江口水库和东风汽车出名。房县是十堰市下辖的一个县,这里因《诗经》出名——一是传唱至今的《诗经》民歌,日常唱的最多的几首是《关雎》《桃夭》《伐檀》,而家中有老人去世,甚至会请人来唱《蓼莪》来作为祭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二是因为这里被房县人认为是尹吉甫的故乡,《诗经》中有几首在末尾处有这位西周人的署名。一位本地研究者认为,“周太师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期《诗》的总编纂者,房县是尹吉甫故里,‘二南’交汇处,也是《诗》的重要采风地”。

陆续有几位民歌传承人来到文庙和朱其全汇合——这是他们日常聚会唱歌的地方,曾在房县门古寺镇做过书记的张兴成也来了,他目前是镇民歌协会主席,还带来几本他编纂的《房陵诗经民歌选》。张兴成自述从1985年就开始了整理工作,也是出于兴趣——那时还没有所谓的旅游经济。虽然房县近年来开始强调自己的《诗经》符号,例如2012年报请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将榔口乡更名为尹吉甫镇,但《诗经》民歌传统是确凿存在的,并非近些年才人为创造的。不过究竟源头在何处?本地人说是从父辈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是从“最早”就有的,有本地研究者认为,民歌是从西周时一直传唱下来的,甚至2000多年前尹吉甫就是采集房县民歌才形成了《诗经》。

我们又去看“物证”。

驱车前往尹吉甫镇七星沟村的宝堂寺,这便是专为纪念尹吉甫而建的尹吉甫宗庙。开车一路向山上行去,到达寺下,翻修工程仍在继续。寺的前殿为几栋砖木结构建筑,后殿则是开凿于陡峭岩壁上的上下两窟,其中有一些石碑、塑像等。这座寺及其中多处提及尹吉甫的石碑确为“古”物——最早的约在明代。同行的一位专家提醒,尹吉甫与房县产生关系,文献上的记载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明代,而山西平遥、河北沧州、四川泸州等地亦有尹吉甫传说。明代人对西周的了解,是否比我们更多呢?

疑惑中走下寺庙,庙下有一村民,我们与之闲谈,他告诉我们,自己从小就听说“尹天官”“文曲星”的故事,又提及,尹吉甫的墓就在旁边不到一里处,若有兴趣现在就可去看。穿过几处花生地,就来到了这处“尹吉甫墓”——一处杂草丛生,亦无任何标志的墓地,据同行者判断,应该是一处明代平民墓。我们游览一番,谢过了这位朴实的村民便离去了。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房县尹吉甫宗庙(宝堂寺)内的一尊塑像。传说尹吉甫是《诗经》作者,这座纪念他的宗庙建于明代

已故著名古典诗词专家、中华书局版《诗经译注》的译注者周振甫先生曾考证《诗经》编者问题,意见如下:“说《诗》是谁编的,已无法考证,只能考《诗》是哪个机关编的。”而这机关也不止一家,至少应包括不同时期的周朝乐官和鲁国乐官。周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诗》的形成,功劳不可能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尹吉甫究竟是否是房县人,固然对本地文化意义重大,但于一般人理解《诗经》,似无妨碍。

至于《诗经》民歌,民间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连山亦曾来房县调研。通过对房县《诗经》民歌的版本和内容进行研究,他说自己不得不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这些‘《诗经》民歌’不太可能是2000年前的民歌,而是在传世《诗经》影响下产生的民歌。这些‘《诗经》民歌’实际上是从古籍通过乡村知识分子倒流回民间的。”不过陈连山提醒,就此而怀疑房县民歌的价值是不对的,房县民歌是一份融会了口头和文字两种知识传统的宝贵遗产,在全国亦十分少见。

这一点,我们也深有体会。那些探寻房县与《诗经》、尹吉甫关系时产生的种种疑惑,在康贵春大姐为我们演唱起民歌的一瞬间立时消解了大半。听说我们的到来,原本在摘野菜的她从山上赶回来,唱了一曲《伐檀》,这是她从小就会唱的。高亢、嘹亮的歌声很难不打动在座的人。更打动人的,是她唱歌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愉快神情。“我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唱,有时候老公嫌我吵我也还是唱。”康大姐笑着说。原本还有些拘谨的朱其全,和康大姐、尤德风大姐对唱起《关雎》时,也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舒展而自如。这些动听的音符,相比书本的考据,似乎更让我们能够接近2000年前先民们的喜怒哀乐。源于生活,以歌声表达真实的情感,这不恰是《诗》还未变成《诗经》时的本来面貌吗?

据说在房县,我们还可看到“在河之洲”所吟唱的那一条具体的河,甚至喝一碗“雎鸠汤”,不过我们还是提前离开了。相比于这些具体被指认的所谓《诗经》遗迹,在追寻周人精神的路上,下一站一处“不可见”的景色更为关键。

“中国”何以形成?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在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景色壮丽的“生漆之乡”湖北省竹溪县

水库下的古城

在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的带领下,我们闯入了一座“空城”——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均县镇关门岩村。从房县出发,向北约100公里即可到达均县镇,行政上属于由十堰市代管的县级市丹江口。

继续向前,忽然之间景色豁然开朗,一池壮阔的湖水映入眼帘。

这便是亚洲最大的淡水人工湖——丹江口水库。这座超大型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二省,设立在汉江和汉江支流丹江交汇处,此处已到汉江中上游位置,也已在湖北省的西北角了。就是因为水库的二期蓄水工程,均县镇才在六年前成为空城的。虽然在水位线以上,但为减少人类活动以保证这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水质,居民也一并迁走了。晴朗的天空下,湖面显示出澄澈的蓝色,四下无人,库区如世外桃源一般安宁。

不过我们到此而来并非为赏景,这看似又一处的“荒野”隐藏着两周后期汉江流域文明活动的秘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都至洛邑(今洛阳)后,历史进入东周,周天子地位已形同虚设。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国之间竞相争霸。至此,“西周大一统”已分崩离析。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其编《诗》,多少有想借此恢复西周盛世的理想。

考古的证据,可以向我们更生动地展现那是怎样一个激荡的时代。祝恒富让我们注意山坡上的一些土坑——那是一座座墓坑。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墓葬,显示战国时期秦、楚二国曾在此处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祝恒富受邀前往发掘,自此十余年都投入在了均县镇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整个墓群被称作北泰山庙墓群,范围极广,面积达数千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多至不可估计。站在伸入水库湖心的关门岩半岛上,祝恒富如数家珍地把一个个山坡指给我们看:王家垭的一个楚人贵族家族墓地有许多异常,有些墓葬在墓坑未完工的情况下就下葬,有些墓道没有完成,还有的在下葬前就有塌方的迹象,祝恒富的推测是“这个家族可能是为楚国尽忠尽职,与秦人激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城破人亡,匆促下葬”;水牛坡的150余座墓则十分杂乱,随葬品贫乏、墓葬小,有按秦人风俗下葬的,也有按楚人风俗下葬的,祝恒富推测,墓地使用时应当是秦已占领此地,于是成为楚、秦人共同的墓地。

不过激战又为何会发生在这里?

这里曾有一座大型城市——楚国的前沿军事阵地均陵。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周代曾经的上百个诸侯国经过兼并只剩下七个主要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它们皆有统一中国之心,而具备此中实力的就包括汉江边的楚和秦,汉江流域成为两国争夺的主战场。均陵之处极具战略价值,入是秦巴山地,出是江汉平原,越汉江则是武当山,可谓天然的要塞,楚国的粮仓与都城均靠此城保卫。北泰山庙墓葬群的出现,就佐证了均陵的恢宏规模。城虽经易手,但历代都颇为繁盛,隋朝起称为均州,一直到中华民国改称均县。

今日该城何在?祝恒富指了指平静的水面——就在眼前,但已俱入水下。1958年,为配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均州古城被整体淹没,现在位于水面三四十米以下。我们脚下的关门岩半岛,现在看来是布满水鸟的河滩,但战国时是一座高出均陵城约40米的山冈,巍巍守卫着城市。山水间完成了惊人的转换。

祝恒富说,他曾有一次随渔民一起到水库中打鱼,看似平静的水面,真正置身其中,壮阔到令人有恐惧之情。正如汉江的名字,“汉”是浩大之意,古人将宇宙也形容为“汉”,故而有“天汉”“云汉”之说,《诗经》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云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小雅·大东》),写的就是天上的“汉”的壮丽。大约是东周时,这个“汉”字被用在了汉江之上。“这些美丽本来都归于银河,可人们就是将其降临到这条江上。”祝恒富说。

就在我们站立的这一池湖水的地方,公元前281年,均陵城最终被攻破,以此为转折,楚国不久后即被秦所灭。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此时距盘龙城的商人初临汉水,已过去了1400年。

(实习记者李秀莉亦有贡献;感谢税晓洁、陈惊鸿、袁正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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