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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作者:李锐 来源:哲学社会科学网 本网发布日期:2010/2/7 8:38:00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将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
  
  回到北京,我忙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利部原有一个工程局,于是同水电总局合成为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我也就到部里工作了(不久后被任命为副部长)。原水利部的大楼让给了总局。成立这个总局标志着原来两部之间水利同水电的矛盾,现在用同灶做饭这个办法解决了,可是在三峡建坝这样的问题上,仍难以同床同梦。
  
  2月下旬接到通知,总理要亲自带队到三峡坝区考察,听取中外专家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队伍是庞大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水电部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科学院张劲夫,国家计委刘西尧,还有交通部、地质部的人,记得北京去的人还有胡耀邦。此外,长办的林一山、李镇南(总工程师)以及苏联专家们、四川阎红彦、湖北王任重等各部门有关工程师和专家很多,有好几十人。2月26日在武汉集合后,晚上,坐上一条新造的旅游客轮江峡号,向上游驶去。同我去的有总局两位水电老工程师:一位是陆钦侃,当时正派在长办工作,池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规划;另一位是程学敏,是负责水电长远规划的,我去南宁开会时,带去的水周思来带队查勘三峡记电远景示意图就是他赶制的。他们两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直参加三峡论证。
  
  这批人大部分都没有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1956年2月,我曾陪苏联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瓦西林可和水工设计院总工程师马洛歇夫去过三峡,他们是来检查长办苏联专家组的工作的。那次是同林一山和长办苏联专家及一批技术干部一起去的。沿岸重要地段和峡区的情况,尤其坝址等重大技术问题和流域规划问题,谈得很多,看得也比较细。两位专家回到北京后,还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因此,2月28日,当船过荆江大堤和沙市时,周思来等一行人都上岸去了,我没有去。听说周恩来还问到:怎么不见李锐7很可能以为我对荆江大堤不关心。沙市街道在堤下,长江悬在上面,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退洪水时这一情景是很吓人的。当年水电总局的俄文翻译傅玉兰,写过一篇《随周总理踏勘长江三峡记》(刊《旅行家》1958年第5期)。她写到那天下雪,在离郝穴不远处,看了“安澜”铁牛和护堤工程。周总理持向尤林诺夫专家作了介绍。1780年修建的这种护岸导流丁坝,是中国古代水利专家智慧的见证。后来船过栋归时,曾暂停开会。周总理向苏联专家们说,这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时任苏外交部副部长)译成俄文。到达南津关时,大家上岸游了三游洞。到美人沦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水电总局专家组长尤林诺夫拍的一张照片——我站在总理身后一起凝视地质图,还有幸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曾随傅的文章刊出)。
  
  这样一路下船勘查,上船开会,从2月27日起,3月6日到达重庆,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在重庆开总结会,由他作的总结。在船上一共7天,我同技术干部都住在“统舱”。因白天开会、谈话,又有争论,睡得很不好,那时刚过40岁,还能支持。我手头有一本长办1980年重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会资料》第一辑——《历次会议文件选编》,该辑第一部分《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议上发言汇编》(1958年3月15日编印),共辑有21篇发言。其中,第21篇是周恩来的总结发言,我的发言是第2篇。林一山和李镇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没有编印在内;所谓书面发言当是指《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当时已印发给大家。
  
  这次周恩来率队勘查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进行的第一次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记得大家的发言是比较畅所欲言的,作为历史资料,我愿意将之摘记下来。
  
  最近,我在1959年第1期《七一》(湖北当年的理论月刊)上,找到林一山的发言,题为“三峡坝区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问题”,内容完全是谈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比较选择。这个发言大概是他在船上先讲的,他当时极力推荐美人沱坝址。在具体分析两个坝区的各种复杂条件,包括地质、地形、施工布置、工程造价等利弊,加以比较之后,林一山说:“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在南津关建坝的造价,一般要比三斗坪增加15亿元”。面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机械地执行弄清南津关地质情况的任务,是否会迟误三峡的初步设计?”“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三峡的初步设计要点,而初步设计要点的中心问题又是坝区的选定。”因此,“中共长办委员会决定,三峡地质勘探中心应由南津关石灰岩地区转移到三斗坪火成岩地区。”发言还总结了三年来的经验:应纠正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和片面观点,要克服思想方法的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还要预防今后可能发生的主观主义。
  
  3月2日开会时,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他着重谈了大坝的工程地质条件,可供坝址选择的河段共约45公里。上段25公里为花岗岩坝段,地质条件不复杂,从美人沱到三斗坪有5个可选坝址。此段江深枯水季节为18下60米。下段石牌到南滓关,为石灰岩区,岩体被众多裂隙割切,也有很多断层,断层的破碎中有被方解石晈结的角砾岩,其坚实程度,对工程地贡条件的评价没有直接影响,即无碍于建坝。但有一断层还未查明,这对南津关有严重影响。这个石灰岩坝段,遭受过非常强烈的喀斯特作用,因而形成的洼地、落水洞、溶洞,不沦在地表或山体内部(钻孔揭露)都有。南津关口的三游洞,就是地表上很大的溶洞。因此,在基坑、导流隧洞和地下厂房开挖时,都难免发生各种困难,如岩体破碎、较大洞穴、乃至意外情况。目前做的地质工作还难将两个坝段作综合的优劣比较。从施工条件看,南津关靠近宜昌,北岸有20到30公里的施工场地;三斗坪距此有35公里。南津关大尺寸的导流隧洞,三斗坪围堰100公尺,这都是很大的水工建筑,很是复杂。混凝土工程量,大体估算,三斗坪为2700万立米,南津关为2000万立米。施工期估计10—12年。以混凝土工程量折算,三峡比当年最大的已建水电工程,如美国的鲍尔德、大苦力,印度的巴克拉,苏联的古比雪夫、布拉兹克,要大4—9倍。工程造价估计80亿元。他着重说道:中国何时需要三峡的电力?以苏联的经验而言,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应大于这样巨型水电站电量的一倍左右。如年发电量为100亿度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投入时,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为175亿度。德米特里也夫断基发言最后指出:长江的重要支流,如岷江、嘉陵江、金沙江、乌江、洞庭湖水系的4条支流、汉江等,在规划要点阶段研究的不够。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应当将这些重要支流的规划方案,同三峡方案作一种比较。可是,林一山一直向他宣传,三峡方案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因此他不能不委婉地说了这么几句:“上面所讲的问题研究的不够,只是说明我的意思,不能说是我的建议;也就是说,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些办法,既能解决防洪,又能满足发电灌溉等要求。”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发言之后,还有三位苏联专家发言,可是他们都对三峡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因此,《发言汇编》中就没有编入。我幸存下来的旧档《工作笔记》1958年的一本中,记有他们讲的要点,都是针对《长江流域要点报告》只强调三峡而谈的。记得他们发言都在我发言之后。
  
  电力专家组长彼斯托夫斯基说:三峡工程技术上可能,期限由国家财力而定。输变电线路投资(如60万伏高压),可能接近三峡本身造价。此外,要同时解决用电户的布置及其投资,如果三峡本身投资是80亿,那么用户投资是500—600亿。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水电建设得少,就是由于造价高,资金周转不过来。建这样巨型水电站,对缺少资金·的国家不利,不如先建火电。有关三峡的工业布置,这只有国家计秀才能胜任,长办不可能单独进行。在三峡建成之前,长江流域需要大量电力,从建水电来说,应当先由支流来解决,它们工期短还有防洪库容。因此应当研究整个流域规划,这是最为迫切的,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尤林诺夫曾担任过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他首先说,对长江各条支流和上游干流研究得不够。防洪措施是最重要的,但不能等待三峡。他认为三斗坪地质条件好;南津关则有其他优点,还不能放弃。像长江这样的大河流,大枢纽工程,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的安卡拉河、伏尔加河花了30年。有关的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要深入研究,不要怕花时间,如5年,10年,建成三峡总是20年以后。因此,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发支流;这样,逐渐减少宜昌以下洪水,并减轻长江中下游洪水压力,同时可解决支流本身的防洪问题。支流本身防洪,是三峡无能为力的。规划必需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希望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研究支流第一期工程的规划,同时仔细研究三峡规划设计。规划与具体设计有别,两者不要混淆。
  
  水利专家组长戈尔涅夫说得更直截了当: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三峡投资太大;也不能认为三峡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建成后,都还需要堤防和分洪措施。他还强调,干流、支流昕建枢纽工程,都不能解决排涝问题。对排涝最有效的是广大小型水利工程,能就地拦蓄,可利用群众力量办。
  
  3月3日继续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以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开始出现潮头;南宁会议有关三峡争论的情况,大家并不清楚,长办和水利部门的人都只知道,毛主席指定周总理抓三峡这件大事;“高峡出乎湖”的词在继续鼓舞着人们。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09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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