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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对河川哭黄公——悼念黄万里教授

作者: 来源: 本网发布日期:2009/11/10 0:40:00

愧对河川哭黄公
——悼念黄万里教授


王维洛


一、1998年长江洪水后的授课权
 

水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大问题,既患水多(洪涝灾害)又患水少(旱灾),还患水脏(水质污染)。中国的水问题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是50多年来治水政策的失误的结果,也是中国在水科学方面用人政策错误的结果。

在中国,治河被看作是领袖们的政治行为和艺术,伟大的领袖,必然也是治河的成功者,“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也不例外。毛泽东在黄河上建造了三门峡大坝,邓小平批准建设长江三峡大坝,江泽民、李鹏等建造了三峡大坝,并着手建设三条南水北调的大动脉。尽管“新中国”在水利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为教育投资的十几倍),但是中国的水环境却没有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而是越来越差。

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对中共政府的水利政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有人说,要解决长江洪水问题,只有请教黄万里、陆钦侃。这样许多中国老百姓才听说黄万里的这个名字,才知道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一个普通教授。

“家有二斗粮,不作孩子王。”教书匠,在中国人眼里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们,也把“技术开发”,“多多赚钱”看作比教书更为重要。黄万里虽是教授,但是却多年没有教书权。1998年长江洪水把黄万里重新冲上了讲坛。这一年,他已经89岁,却象一个年轻的新郎一样,身着一身白色西装,配上红领结,走进了教室,走上神圣的讲坛。


二、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黄万里教授没有授课权的主要原因是他讲话没有遮拦。这位老先生不知道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因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1955年,毛泽东决意要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建造大坝的依据之一是一句“圣人出黄河清”的民谣。圣人已出,黄河哪有不清的道理?把泥沙拦截在水库中,下游河道中的水自然清澈见底,许多科学家都这样来注释黄河变清的原理。周恩来在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申请批准三门峡大坝工程的提案报告,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连一向谨小慎的周恩来在会后都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建造一个世界大坝的狂热之中。反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正当盛年、来自著名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一个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温善章技术员。黄万里教授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河床在它的猛烈冲刷下,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教授指出“黄河不可能变清”,是真话,是实话,但这真话实话毛泽东不爱听,共产党不爱听。

黄万里并不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在40年代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只有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黄万里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正因为黄万里讲了真话,也惹怒了当权的毛泽东。1957年5月,黄万里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通过中国与美国城市的市政建设比较,批评了北京市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同时,他还谈了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事后,毛泽东听取有关汇报并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指责黄万里“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并指责黄万里的文章,讲的“是什么话”。虽然黄万里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当作圣旨,但是毛泽东的圣旨却让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61年三门峡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2年第一台发电,泥沙沉到了水库库底,从泄水孔流出了黄河的清水。但是正如黄万里所预料的那样,三门峡水库中出现严重淤积,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受潼关水位升高的影响,渭河水位的上升已经威胁到以西安的安全,富裕的关中平原出现严重的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在得知事态的发展后,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中国人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三门峡工程的决策是错误的,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和为错误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科学家“,并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而受到任何处罚,到今天,连一个像样的工程失败的原因分析报告也没有提出来过。但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却在黄河三门峡工地上从事一个右派必须进行的思想劳动改造。就是这个右派分子在“思想劳动改造”期间,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科学论文,也写下了一首「念黄河」的诗:“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不能蓄水,如当年愚言。伥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现摘录几句如下: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端争来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四、诗词


黄万里先生的诗句写得很美,悲愤出名句。黄万里说∶“我研究黄河的治理,是怀着深厚感情的。科技研究这种工作,尽管埋头深入,它本身总是枯燥乏味的,而作为人是有情感的。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不利的环境下,最宜于玩赏些文学和文艺。那文学和文艺是有血有肉的,它会冲动那死板无情的X、Y、Z,使之活跃起来,使人们的精神从沉郁转为开朗,而抖擞起来,从而文思大进。”

但是黄万里反对用诗句来作为水利工程的论证。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汇报了长江流域规划的设想,提出在长江流域建造一系列大坝,来控制洪水。毛则认为,在三峡修成大坝可以毕千功于一役,岂不一劳永逸。林表示赞同,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当晚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
……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就成了建设三峡大坝的令箭,科学家也拿这首词来作为三峡大坝工程的依据。中共中央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就专门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句,来解释三峡大坝的工程目标。更有科学家提出,毛泽东的词正好论证了三峡大坝的发电、防洪和航运三大工程目标……

黄万里认为,三峡大坝工程,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工程必要性和工程可行性的依据。对工程可行性,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来进行科学的民主的论证。

1982年,邓小平在没有任何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为三峡大坝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工程。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86年组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三峡大坝工程。


五、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派


负责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正是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要负主要责任的行政部门和技术负责人。他们十分害怕这个又有理论、又有实践、只讲真话的黄万里教授,所以有意将他排斥在工程论证之外。

但是黄万里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渠道,向中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讲述三峡大坝工程的危害∶

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块都出不去的。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能。淤积将抬高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将损害1/5四川的面积。最严重的问题是,从(三峡大坝)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清末四川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但是,黄万里这些观点,国内的老百姓很少能够看到和听到,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国内的报刊杂志不敢刊登黄万里的文章,国内的出版社不敢出版黄万里的科学论文集和诗词集。黄万里先生的电话和通信,受到国家安全部的严密监视。笔者多次寄给黄万里先生的有关三峡工程的资料,都未能到达先生的手中。

黄万里以为:“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正是报着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黄万里数次提笔给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但是这些信件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这期间,黄万里发表了“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的原由解”。


六、难得的人才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岷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由于长期在四川和甘肃工作,对黄河、长江最为了解。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于2001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

父亲黄炎培,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副委员长,黄万里也算是个“高干子弟”。黄万里在1947年已经是个“局级干部”,1949年是个“厅级干部”,到2001年去世时,却只是个相当于“处级”的教授。这50年来,由于先生一直讲真话,不讲假话,所以“官”是越当越小。

有人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以及受到这些运动的后续影响,他们力图适应和生存,学术上的先天不足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构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他们习惯于按神示办事,他们仿佛把脑子寄存在神的身躯上。而黄万里先生则是他们中的例外,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嘴巴说话,用自己的手写作,他绝不按神示办事!

最后引用黄万里先生的一首诗,作为文章的结束∶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本文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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