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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万里:一个人与一条河的悲剧──听黄万里的女儿谈父亲(1)

作者: 来源: 本网发布日期:2009/11/10 0:05:00

黄河万里:一个人与一条河的悲剧


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进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为了黄河下游的安宁,渭南“舍小家,保大家”,整整牺牲了45年,各县洪灾几乎没有间断过。这还不包括延续40多年至今仍在困扰着的移民难题……
这究竟是谁之过,是天灾还是人祸?


黄河万里:一个人与一条河的悲剧
──听黄万里的女儿谈父亲(1)

 

高伐林

 

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问清多维记者的名字是哪三个字后,这位颇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么还有叫“砍伐树林”这么个名儿的?也真巧了,前几天我还碰见一位叫“黄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么个名儿……
多维记者倒不解了:我这个名字不合时宜自不待言,“黄河清”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
黄肖路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吗?我父亲最反对“黄河清”的说法了!
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了。


“黄河清”的前半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就是五岁的中国孩童,也知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对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贡献。黄土──黄河──黄皮肤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天然地与黄河具有感情联系。然而,黄河“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歌词),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泥沙俱下,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
历代政府都为治理黄河伤脑筋。“黄河清”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句话:“圣人出,黄河清”──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是表达了一种缥缈的愿望?还是用反话来断言黄河根本不可能清呢?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选定在三门峡筑坝,修建“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了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由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修改的。1955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一千多位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禹的父亲鲧用“堵”“拦”方式治河,失败了;随后有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现在,中共要否定之否定,一个重要用意,显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来证明毛泽东时代“圣人出”!──谁是“圣人”?那还用问吗?
当然,三门峡水库的经济目标还是有的: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就可以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共产主义了。
那是工人高唱“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的岁月,那是农民宣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岁月。这是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宿命: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毛泽东钦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水利专家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势不可挡,还是有人挡,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三门峡工程说“不”。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难以分开。
黄万里并不是个无名布衣,他的学历在当时的中国水利界无人能出其右,三十多岁时担任过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省水利厅长,随后应中共邀聘,又担任过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尽管在三门峡之争时,他的头衔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可他是中国着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说到黄炎培,他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是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1945年12月他去延安时直言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面对年长15岁的黄老,53岁的毛泽东回答得极为自信:“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呜呼!事过12年,“周期率”就再现了。在最高领袖说一不二的年代,“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一个清华教授黄万里的不同意见,实在是太微弱了!跟白说有什么区别?
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在“反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头,不管毛泽东是否真心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黄万里决定本着自己的学术良心说话行事。
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与会专家交口称赞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只有黄万里摇头。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再次举行七十多人的三门峡讨论会时,工地施工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右”也已风声鹤唳,当权者说是“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心中有数,这是要大家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背书。即便对工程心存疑虑,也闭上了嘴。黄万里却不识相,舌战群儒,坚持“不可上”,和苏联与中国专家激烈争辩七天。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什么时候知道我父亲是个水利专家呢?就是在他去参加了七天辩论会的日子。三门峡大坝要定案,确定到底三百米还是多少米高,召集了一批专家开会。我爸当教授,从来没有小汽车来接,但是这七天里,至少有三天是有小汽车接送。那时我哥上高中住校,家里就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我还记得我父亲对我妈和我说:他们这样是要闯祸的!我跟他们说了,不能修坝,黄河的水不能变清,他们这是对子孙万代不负责任!他还说:‘我当场就写了两首诗骂他们。’──这两首诗现在我也没有找出来,后来一直也忘了问他:是哪两首诗?他留存到今天的这些诗,我一篇一篇看过来,好像都不是……”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在支流水土保持见效后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360米高程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要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对于不从事水利的外行来说,对以上道理或许难以判定是非;但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连中学生都不难回答的:过去,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再会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紧跟喜报而来的灾难


灾难果然来临,报复得又快又狠,没等到三年五年,更没等到十年八年。
1960年三门峡大坝竣工蓄水的喜报传遍全国之后仅仅一年半,黄万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恶果,就一一应验。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硷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硷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返库移民与当地国营农场拉锯式地争夺本属于他们的故园土地,造成双方人员受伤,矛盾不断升级激化。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还不仅如此。黄万里切勿修坝的意见在七天辩论会上被否决之后,他看到胳膊扭不过大腿,退而建议说:“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得到与会者全体同意和国务院的批准。但后来现场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还是全部堵死了。
1962年以后,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危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结讲话提出:改建刻不容缓,要做到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于是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第二次改建还是没能挽救黄河。上游日益恶化,从1972年起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据了解,当时中方向苏联提供的黄河勘察数据,有很多并不真实。例如,黄河年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告诉苏联是13亿吨,还乐观地预测说,由于上游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将每年减少3%,20年内将共减少60%。这就使苏联在三门峡工程失败后有了理由不承担任何责任。
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
有谁想起早就预言警告过这一切的黄万里呢?


黄河毁了,黄万里也毁了


1957年5月,因为在三门峡问题上唱反调、被当局侧目而视的黄万里,在《新清华》上分两期连载了一篇标为“小说”的《花丛小语》,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小说”中人物议论:“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作品还讥讽在三门峡论证中,有些专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带泥沙的,却仍跟着高唱“黄河清”,并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黄肖路对多维记者回忆说,“这期《新清华》出来,蒋南翔马上上报给刘少奇,很快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后来传出来是这样:父亲在《花丛小语》的开头写了一首《贺新郎》,毛泽东先看这首词觉得挺好,后来越看越生气,就说‘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后来《人民日报》登‘右派’言论的专栏就叫‘什么话’,‘右派’大毒草第一篇就是拿着《花丛小语》开刀。”
黄万里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多维记者查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一天报纸第六版,在毛泽东题写“什么话”栏目下,刊出了《花丛小语》。此后“右派”反面教材都登在这个“什么话”专栏。《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批判黄万里的文章,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黄肖路对多维记者回忆说:“‘反右’时我11岁半,自己会看大字报了。我祖父黄炎培的五个儿女,加上一个女婿,一共六人被打成‘右派’。祖父本人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毛泽东的策略吧──黄炎培在政治上与‘章罗联盟’那帮人还不一样。”此前,1954年,黄炎培将“统购统销”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提出意见,随后在人大内部会上遭到批判。
但黄万里的诗才,让毛泽东印象难以磨灭。黄肖路介绍:“李锐在当毛泽东的秘书时,在庐山听他批黄万里,但在三门峡败象已露时,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夸黄万里的诗词,对黄炎培说‘听说你有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章士钊当时也在座……”
毛泽东称赞黄万里的词,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黄万里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却附诗词上书: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终于得到了右派“改正的决定”,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是钱伟长。


听说黄河难治理,我便立志治黄河


黄万里坚信,如果中央领导给他机会讲解半个小时,黄河决不至于如此。因为他对黄河治理的症结,实在太了解了。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他的大哥黄方刚学哲学,二哥黄竟武学经济学,二人均从清华毕业后留美,与黄炎培当时正提倡的职业教育有所差距,父亲决定让黄万里学桥梁工程。黄万里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32年,他学满五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用英文发表了颇有创见的三篇论文,由中国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
黄万里在杭江铁路当了一段助理工程师。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云梦县一夜间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惨重。黄万里受到了震撼。他后来说:“当时唐山交大同学有三人放弃了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出国改学水利,我是其中一人。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拜见了父亲的学生──曾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之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的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应该说,这是后来黄万里比别的水利专家更具慧眼的关键:他不只懂工程,而且懂水文──他明白一条河及其流域是一个有生命、有历史、有未来的有机整体,对治理河流,就不是只盯着河道的哪一段“口小肚子大”适合修水库、电站。
1934年,黄万里考取了庚款赴美留学,先后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大学工程博士,还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方法。
黄万里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构邀请黄万里坐船参观整条河流。这些经历,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将使河床产生演变。悟性极高的黄万里,明白了以前所学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回国,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选择了去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当一个水利工程师。抗战爆发,他赴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六分之五,灌溉农田1.5万亩。
他沿着岷江从河口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晚年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形成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自己在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
1947年,他应聘担任甘肃水利局长。从此,他与黄河结缘,一生梦魂缭绕于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了。
1949年,黄万里应中共之邀担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没多久,他感到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便毅然辞去了官职,带全家回唐山交大,开始了后半生的教书生涯。随着学习苏联,院校调整,唐山交大改为唐山铁道学院,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他生动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让学生们过了半个世纪还记忆犹新。
在他的课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书,自然现象就是问题。他当年的学生、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说:黄先生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


拯救黄河不死心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工资从教授二级降至四级,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不能被称作“教授”……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饥饿难熬。可就是这样,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他做不到冷眼旁观,顶着“右派”帽子,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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