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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德国鲁尔区生态环境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维洛 来源:民主中国 本网发布日期:2017/9/24 3:34:00

鲁尔区是德国的一个老工业区,曾聚集了钢铁、煤炭和化工工业,也被称为是希特勒发动二战的物质基础。鲁尔区逐步放弃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和煤炭工业,走上痛苦的经济改型之路,生态环境得到治理。鲁尔区放弃的产业被中国接盘,京津冀地区和当年的鲁尔区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相似。1958年中国开始第一次钢铁生产大跃进,直接后果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2000年中国开始第二次钢铁生产大跃,其后果,特别是经济、环境后果,将不会亚于第一次大跃进。


一、鲁尔区和我

1985年获得奖学金到德国多得蒙特大学空间规划系留学,参加的第一个实习项目就是《鲁尔工业区的改造》。大学毕业后在多得蒙特大学任教近十年,然后到工程事务所工作。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鲁尔区。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我对德国鲁尔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点亲身感受。

二、一个没有驻军没有大学的鲁尔区

最早接触到鲁尔区这个概念是在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区域规划、城市群、重工业区、集聚效应、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军事工业、希特勒发动二战的物质基础等等。中国的许多煤炭和钢铁城市都曾以德国鲁尔区为榜样,要建设中国的某某鲁尔区。很多读者知道北洋水师从德国购买的克虏伯大炮,便是鲁尔区生产的。克虏伯是鲁尔区的一位大工业家。

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北部的北莱茵—威斯塔法伦州的中部。北莱茵—威斯塔法伦州,从州名上可以看出,这由两部分组成。二战结束后,占领军重新划分了德国的行政范围,意图是把两个关系不好的地区捆绑在一起,让州一级的议会、政府内由于地缘历史关系而多产生一些矛盾。把莱茵地区一分为二,莱茵的北部地区和威斯塔法伦组成一个州,莱茵的另一部分和普法尔茨组成一个莱茵—普法尔茨州;把历史上关系不好的巴登地区和符腾堡地区组成巴登—符腾堡州。甚至把一个城市分为两部分,分别划归两个州。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德国人的强项就是协调,在不同层面上的协调,特别是在最底一层的协调。中国人碰到问题,总是只有通过更高层面的参与,甚至最高层的参与,才能解决,中国也把这个称作协调机制,高层或者最高层面的协调机制。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很忙很忙,权力也很大很大,但是基层只习惯于服从。

鲁尔区面积4435平方公里,人口58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08人,其人口密度高于长江三角洲,高于京津冀地区。鲁尔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地理区域,也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现在是由53个独立的城镇组成(之前由更多的城镇组成),大的城市有多得蒙特、波鸿、埃森、杜伊斯堡、盖尔森基兴等(在德国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更多的是中小城镇。中国总是把人口密度问题作为产生生态环境的最根本原因。CCTV最近拍摄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第六集《守住绿水青山》中说:“中国,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记得国家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徐进在参观多德蒙特市,我对他说,鲁尔区的人口密度比长江三角洲更高,他不相信,他说根本看不出来。

鲁尔河是来自东部山区的一条河,流经这个地区的南部,是这个地区的饮用水源,鲁尔工业区的名字就来自鲁尔河。莱茵河流经鲁尔区的西部,流经杜伊斯堡,目前中国一路一带的欧洲终点是杜伊斯堡。埃姆斯河流经这个地区的中北部,承担水路运输和下水道的任务。埃姆斯河在杜伊斯堡和莱茵河交汇。再往北是利伯河,它也注入莱茵河。历史上欧洲的商业通道“天路”由东向西横穿这个地区,与“天路”十字交叉的道路更是联系北欧、中欧和南欧的纽带。

鲁尔区有丰富的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当地的煤炭地质储量为2190亿吨,占德国的四分之三。这是鲁尔区最早走上工业化的资源基础。

鲁尔区的煤炭开采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在多德蒙特周围的开采,从17世纪到19世纪开始工业化,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奥伯豪森建立了第一座高炉,克虏伯公司在埃森建立钢厂,19世纪上半叶图森公司在杜伊斯堡建立铁厂,鲁尔区开始大规模地开采煤炭、铁矿,生产钢铁,生产机械,马上成为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各地的移民纷纷涌来,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会力量很强大。为此,德国皇帝做出一个特别规定,在鲁尔区不得驻扎军队,在鲁尔区不得设立大学。因为德国皇帝知道,大学生是社会中思想最活跃的,士兵手中有枪炮,如果产业工人、士兵和大学生联合在一起,那么离皇帝被推翻的日子就不远了。那时候鲁尔区的青年人想上大学,只有到周边的科隆、杜塞道尔夫或者明斯特去上大学。正是这个政策,教育程度的落后和青年人教育素质的低下也导致了鲁尔区后来的经济危机和经济、社会的衰落。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鲁尔区域协会的作用,因为许多中国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对这个组织的作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在中国没有这样可以比较的组织。鲁尔区域协会成立于1920年,主要任务是为鲁尔区发展制定区域规划。前面已经谈到,鲁尔区不属于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之下,各个城镇是独立的,最初的经济发展也是自发的,不是按照一个计划有序地进行的。鲁尔区的空间发展结构应该如何发展,基础设施应该如何规划,等等问题都需要解决。于是就自下而上自发地成立了这个组织,成员由各个市镇的市长、企业代表和专家组成,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大家遵守。这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区域规划,发展到现在的空间规划(在中国叫国土规划或者区域规划)。这就是德国人的强项——协调,在不同层面上的协调,他们不需要每件事都去请示上级,去请示州长或者总理。鲁尔区良好的空间发展结构,为后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015年9月22日,中国颁布了所谓生态文明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被锁定在这八项制度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空间规划体系是其中第二和第三项制度。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重视空间发展结构,希望中国这次能亡羊补牢。

1945年德国战败,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联军的飞机将所有不再需要的炸弹全部扔在这片作为希特勒二战物质基础的鲁尔工业区。多得蒙特市的所有工业区被夷为平地,市中心只剩下市政府大楼的一片山墙。许多炸弹并没有爆炸。直至今日,鲁尔区的土地中还有一些残留的没有爆炸的炸弹,是土地污染的内容之一。

二战之后,鲁尔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钢铁产量占到全国百分之七十,煤炭产量占到全国百分之八十,鲁尔区的经济复兴被成为是经济奇迹。那时人们沉醉在经济奇迹中,就像今天中国沉醉在GDP数字的增长中一样,没有人去注意污染问题,或者说把污染当作经济发展的必须的副产品。我到巴登—符腾堡州内务部做实习时,那里的官员告诉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巴符州需要用土豆来换取鲁尔区的钢铁、机械和化工产品。现在风水轮流转,太阳又照耀在南部了,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更好,新的企业和高级人才喜欢在这里创业和落户。据说这些州当年在竞争新工业如汽车、电子工业落户时的一个口号是“没有烟、烟灰和高炉的地方”“Jenseits von Rauch,Ruß und Hochöfen”,打的就是生态环境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指出了鲁尔区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缺乏大学等高等院校等等。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利希.伯尔于1958年这样描写鲁尔区:

“比比皆是的焦炭工厂不断冒着黑烟,铸造厂也不停排出红褐色的污水,还有飘浮在空气中的悬浮粒子,使得户外一切东西都蒙上一层黑灰。洁白的衣物穿出门去,不一会儿便成为灰色。红瓦白墙,绿草如茵的家园,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沿岸化学工厂林立的莱因河,更有如一道被六万多种不同化学药品调成的鸡尾酒。”

读到这段文字,我就想起柴静纪录片中的中国,想起郭沫若的诗句:“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当时鲁尔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空气污染问题;——噪音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煤炭开采带来的地面塌陷问题。

可以说鲁尔区从天上到地上,一直到地底下,到处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鲁尔区每年向空气中排放一百万吨的尘粒,四百万吨的二氧化硫,还有来自化工企业的废气,不断增加的汽车尾气。降雨又把这些有害物质带到地面,带到小溪、河流,鱼类死亡,水质下降,森林死亡……

但是鲁尔区的经济还是在惯性的推动下继续快速增长,鲁尔区从土耳其等国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满足煤炭、钢铁、化工等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鲁尔区生产了德国百分之九十的焦炭,三分之二的钢铁……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经济结构转型在缓慢地进行中,其中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年开始,在鲁尔区的多得蒙特、波鸿、埃森、杜伊斯堡四个城市出现了了十几所大学和高等专科学院。如果没有鲁尔区域协会区域规划的高瞻远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供这么多的大学用地和它后续发展用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1973年到1974年出现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予鲁尔区重大的打击,经济危机出现。五年之后,1979年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鲁尔区不得不走上沉痛的经济改型之路。

1985年我来到了多得蒙特大学,一个刚刚成立了16年的大学。

三、是政治伟人领导还是普通民众推动了鲁尔区生态环境的治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鲁尔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重视,也就成为政治家竞选中的议题,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维利·勃兰特提出要治理环境污染,并承诺还鲁尔区一片蓝天(Der Himmel über dem Ruhrgebiet muss wieder blau werden)。中国媒体中多把勃兰特当作是德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人,把他在竞选中的一句承诺当成一个可执行的“鲁尔区蓝天计划”,这也许是受中国思维模式影响,北京有个“蓝天计划”,德国鲁尔区也有一个“蓝天计划”,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靠政治伟人领导,靠顶层设计,德国也应该是这样。

中国发表了毛泽东论环境保护、邓小平论环境保护、江泽民论环境保护、胡锦涛论环境保护和习近平论环境保护。中共五代领导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重视环境保护。就是没有人敢问一下,中国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时候、在谁的英明领导下被破坏的?怎么被破坏的?习近平多次讲到,“中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不知道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是否包括前面四代领导人?是否包括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

1962年4月30日北莱茵—威斯塔法伦州议会通过了《防止污染法》(das nordrhein-westfälische Immissionsschutzgesetz)。这是德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州法。在这之后,其他州也颁布了相同或者类似的法。

依《防止污染法》治国,鲁尔区也走过一段弯路,家丑需外扬。由于北莱茵—威斯塔法伦州议会通过的是《防止污染法》,规定的不是限制发电厂废气的排放值,而是规定限制受发电厂废气排放后的空气中污染物的值。法律公布后,鲁尔区的企业采取了技术措施,环境质量包括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是北莱茵—威斯塔法伦州的邻国和邻州就告状了。因为鲁尔区治理污染的办法就是废气排放者都把烟囱加高了,有的烟囱超过300米高,有的改变排放方式,象打炮一样地向天上排放废气,通过这样的办法,排放废气并没有减少,废气中的污染物也没有减少,只是这些废气和废气中污染物都飘到邻州和邻国,飘到荷兰、丹麦和瑞典,而直接影响鲁尔区的废气少了,污染物少了,空气质量有所改善。这个环保政策被讽刺为“高烟囱的环保政策”。这就是所谓的“鲁尔区蓝天计划”的开始。以后有机会再说说“北京的蓝天计划”。

德国生态环境保护学者把1970年到1980年作为德国环境保护历史的开始,其中三件事最为重要:——世界石油危机;——非政府的环保组织的涌现;——德国绿党的成立。

德国绿党于1980成立,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环保主义政党。绿党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在校的大学生,先对中国有偏爱,后鄙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绿党的出现,显示出德国民众对环保问题的重视。之后各政党也纷纷把环保问题纳入党的纲领。因此环保问题在德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也是选举中的一张重要的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一切,但是没有生态环境保护就没有一切,已经成为市民的共识。

四、石油危机对鲁尔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

1973年10月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了打击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实行石油禁运。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多提高到10美元多,霎时间油价为原来的三倍多,触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被称为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正因为是第一次,许多国家对此没有准备,没有想到石油也能当武器。唯一例外的是以色列。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德国的打击最大,因为德国是唯一一个本国没有任何石油资源的国家,石油全部依赖进口。当时德国的精英们纷纷出谋划策,当然这些方案都是公开的,供民众讨论和评判的。有人建议加大开发鲁尔区煤炭资源的力度,用煤炭取代部分石油的进口(德国没有石油资源,但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有人建议少开汽车,多用自行车,星期天禁止开车;有人建议改装汽车,让汽车不用汽油、柴油,而是用煤转换的沼气……各式各样的建议很多。但是最后被采用的也是效益最高的却是另一个建议:将居住用房和公共建筑的一层玻璃的窗户换成两层玻璃的窗户,减少用户的取暖能源消费,这样就减少了取暖能源消费中的石油消费或者其他能源的消费。为了鼓励百姓更换两层玻璃窗户的积极性,更换窗户的费用将从需要纳税的总收入中扣除。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没有加强开发鲁尔区煤炭资源的力度。鲁尔区的冬天气温和中国哈尔滨相仿,没有暖气过不了冬。窗户换成两层玻璃的窗户,暖气需求量大大减少,每家烟囱里冒出来的废气也越来越少。这个思路后来一直被采用,比如住家屋顶上安装太阳能装置,建造省能源甚至能生产能源的住房等等。只有在一个科学自由的国度中,才能发挥才智,才能好的主意。

石油危机也迫使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样,对排放标准也有了直接的具体的要求,发电厂的废气排放都必须经过过滤器。过滤器的技术经过一代一代更新,现在是过滤器加上水洗技术,效率大大提高,基本上没有微尘粒排除。

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大耗能的工业,如钢铁工业成为了没有明天的工业。至于德国为什么不再开采鲁尔区的煤炭资源,目前的说法是,采鲁尔区没有开采的煤炭资源,其埋藏深度很大,开采费用很高,高于国际价格,所以不值得开采。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出于德国的能源安全政策的考虑,要保留必要的保命能源储备。

五、德国环境保护立法起步不如中国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开始讨论环境保护法,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也开始了环境保护立法。经过四十多年的时间,德国在空气、水、土壤、自然等保护立法方面有了成绩,但是一部环境保护法典一直没有出炉。而中国则走得比较快,19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2014年对《环境保护法》做出修订。

世界上公认的工程项目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制度,是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1969年美国立法确立这个制度,之后日本、英国、德国等也相续引进这一制度。1979年中国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也确立这个制度,2002年中国颁布《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方面中国起步早于德国。2009年国务院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

为什么中国在环境保护立法上并不比德国晚,历届政府也都强调依法治国,为什么环保立法不起作用?为什么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

第一是因为中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是扭秧歌。扭秧歌是向前走两步,然后后退一步。无论是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还是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都规定,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因环境污染向法院提出诉讼,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力,但是2014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把公民的这个权力剥夺了。目前公民遇到环境问题或是受到污染伤害,不能起诉,只能上街,把事情闹大,闹到顶层领导知道,让顶层领导来解决。环保群体事件,已经成为维稳的重点。

第二,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起步早于德国,但是环境影响评价在中国不再是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而是成为了一个商品,成为环保官员和环保工程技术人员谋取名和利的工具。中国现有破环生态环境的工程、工厂,比比皆是,每一个都是经过环境影响评价,都有“利大于弊”的结论,具体到某个工程、工厂,顶层领导就没有追查过参与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六、鲁尔区的三次严重空气污染

鲁尔区一共发生过是三次严重空气污染。

1985年5月我来到鲁尔区,几个月前刚好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当我到达之后,大家都还在议论这次空气污染事件。1985年1月18日,星期五,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二氧化硫气味,能见度很低,西德广播二台不断地播送着州卫生部的通告和交通指示,因为空气污染,所有重工业企业必须停产,部分区域禁止车辆行驶。这是德国第一次发布最高等级的空气污染警报,鲁尔区处于紧急状态。严重的空气污染持续到20日,一共三天。

前一次空气污染事件发生在1979年1月17日,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严重超标。

第一次空气污染事件是在1962年12月,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很高,部分地区空气二氧化硫浓度高达每立方米5000微克。当地居民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发病率明显上升,造成156人死亡,其中不少是儿童。

如果找理由,发生这三次空气污染时都在冬季,都出现逆温天气现象,阻碍了空气的交流。按照中国的做法,都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天灾”。但是鲁尔区的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着眼于从自己做起。从1985年到现在,一共32年过去了,没有再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目前存在的是某些点的空气质量超标,比如多得蒙特市还有两个点的空气质量超标,主要是交通不畅,汽车流量大引起的。

这里谈谈关于死于环境污染事件死亡人数的问题,比如鲁尔区1962年12月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156人,这是发生空气污染的五天事件中,在涉及范围内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减去常年在同一时间段内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就是死于此次空气污染事件的人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过一篇《天问》的文章,分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中国天气和灾害的资料,文章有饿死几千万人的描写。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着几千万人不是饿死的,而是生病死的。所以在南京大学学习环境保护课时,教授们说,英国伦敦空气污染造成12000人死亡,日本镉污染至今造成1440人死亡,唯独中国污染,具体到每一个案例,比如三聚氰胺造成多少人死亡,京津冀微尘粒污染造成多少人死亡,都是国家秘密。概括地说可以,具体地说不可以。柴静在《穹顶之下》的记录片中也谈到这件事,医生开诊断,不敢把呼吸道疾病和空气污染连接起来。鲁尔区煤矿多,有些煤矿工人也得尘肺病,医生凭病状开诊断,工人的医疗费用和今后的生活都有保障,即使煤矿都关门了。中国的煤矿工人,特别是从事煤矿开采的农民工,他们得了尘肺病,医生不敢开诊断,农民工要用“开胸验肺”的极端方式证明自己患上尘肺,来获得尘肺病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污染造成的伤害承担赔偿,那么治理环境污染就是空话,哪怕它是最高的顶层设计。

七、鲁尔区的经济转型

鲁尔区的经济转型是生态环境朝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十几年,是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环境的改善而度过的。

1985年我到多德蒙特时,这里的钢铁生产能力和鞍山差不多。那时鲁尔区有三大钢铁巨头,赫叙、克虏伯和图森,总部分别在多德蒙特、埃森和杜伊斯堡。后来克虏伯吞并了赫叙,然后再和图森联合。2002年多德蒙特的最后一个炼钢厂停止了生产。埃森也放弃了钢铁生产。目前只有杜伊斯堡还有钢铁生产。到2015年12月18日,鲁尔区的最后一座煤矿也停止生产。在这经济转型过程中钢铁、煤炭等行业失去了近50万个工作位置。那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经济转型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好处
·新的行业的出现,如环保技术、汽车工业、信息工业、微电子工业、材料工业和生化工业
·经济实力获得恢复,德国GDP的五分之一之上来自鲁尔区
·第三产业新增加的工作位置
·社会和经济开始现代化进程
·生态环境的改善,特别是空气、水质量的改善
·居住质量的改善
·公园、绿地系统、生态保护区的出现

●坏处
·很高的失业率
·工业废弃地治理代价很高
·年轻人出走,人口老年化
·重工业区老形象问题

鲁尔区的许多炼钢、炼焦设备现在都在中国继续生产。读者一定会说,德国人真坏,把制造污染的工业设备卖给了中国。德国鲁尔区的许多炼钢设备不是卖给中国的,而是白送的。2002年多德蒙特市的最后一个炼钢厂停止了生产,这里成为了工业废弃地。按照法规,企业必须拆除所有的设备和厂房,恢复到原来的自然面貌,然后才有可能申请欧盟、联邦德国和州的财政资助,进行污染土地治理,最后投入新的土地使用。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拆除设备和厂房,就提出一个条件,谁要设备,谁自己来拆,设备不要一分钱。后来就来了几千中国工人来拆机器,干了差不多一年。多德蒙特的市民特别感谢中国,因为这一年多了几千中国工人,多德蒙特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埃森(两个城市一直争做老大),成为鲁尔区的第一大城市,之后一直保持到现在。据说是一位国家侨委的红顶商人,作为中介,把设备以不能告人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的一位人大代表。

八、中国的接盘

鲁尔区原有的经济结构特点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在一个人口密集地区的高度集中,用中国经济学家喜欢用的词就是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而德国人喜欢用的词是单一结构、高能耗、高污染。可以说在钢铁生产的各大生产环节中,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是无处不在。

炼焦:主要污染是废气污染,如烟尘、硫化物、氮化物等气体;
烧结:主要污染是废气污染,如烟尘、硫化物、氮化物等气体;
炼铁:废水污染(冷却水)、废气污染(灰尘)、固体废物污染(炉渣)等;
炼钢:废气污染(粉灰)、固体废物污染(炉渣)等;
轧钢:废水污染(冷却水)、固体废物污染(废渣)等。

简单地说,生产一吨钢,需要消耗0.6吨煤炭、3—6吨水,排放1.53公斤二氧化硫、1公斤烟尘。

壮士断腕,鲁尔区放弃了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煤炭、钢铁和化工生产,这是鲁尔区的经济转型的本质,也是生态环境朝良性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记得在南京大学学习环境保护课时,教授说,中国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后来有了三个自信,自信道路的正确。确实,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先污染不治理的新路,是否要在这条路上自信地走下去,还能走多久,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看柴静的《穹顶之下》,影片中展示的河北、山西的钢铁厂和炼焦厂的废气排放,比我经历的鲁尔区的废气排放要严重许多。德国鲁尔区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经济转型,而中国却非要把钢铁、煤炭做大做强。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错误的强国理念。中国一直都把鲁尔区的重工业发展视作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强国的指标。

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粗钢产量:

1939年:2370万吨
1940年:2150万吨
1941年:2820万吨
1942年:2870万吨
1943年:3060万吨
1944年:2580万吨
1945年:140万吨

二战期间德国钢产量的五分之四集中在鲁尔区。

中国在大跃进年代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唯一的指标就是钢产量,而且这个目标不断地修正、提高。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5年后钢产量要达到1000万至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7%。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作报告,提出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李富春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王鹤寿发言论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二五”计划指标,1962年的钢产量3000万吨。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其实在中国领导人的心中,每年生产3000万吨钢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而德国的钢铁生产集中在鲁尔区。下面是1957年至1963年的中国的粗钢产量:

1957年:535万吨
1958年:800万吨,比上年增加49.5%
1959年:1387万吨,比上年增加73.4%
1960年:1866万吨,比上年增加34.5%
1961年:870万吨,比上年增加53.4%
1962年:667万吨,比上年增加23.3%

为了这年产3000万吨钢的目标,导致了超过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虽然第一次大跃进失败了,人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努力,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跃进。

从2000年起,中国粗钢产量高速发展,从年产一亿多吨发展到八亿多吨,发展速度惊人。

2015年中国公布的粗钢产量8.038亿吨(2014年8.228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16.209亿吨的近一半。

其实这几年中国每年实际生产的粗钢产量应该在11亿吨到12亿吨之间,瞒报的有3亿多吨。2015年中国公布的钢材产量为11.2350亿吨,按粗钢百分之九十五的出材率,生产11.2350亿吨钢材,需要11.8263亿吨粗钢。

当鲁尔区走上艰难的经济转型的道路,放弃了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煤炭和化工工业,而中国在改革开发之后,特别是2000年之后,把经济发展的重点全部放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煤炭和化工工业上。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什么削减过剩的钢铁产能,喊了这么多年,生产能力还是直线上升,2016年粗钢生产能力比2015年又增加3659万吨。为什么?

中国的钢铁行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中国推出的一路一带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出口过剩的产能,特别是钢铁产能。

首先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2015年中国DGP 67.670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二产业27.4278亿元人民币。2015年中国生产钢材11.2350亿吨钢材,每吨钢材按7000元人民币计算,仅仅钢材生产的产值就超过7.8亿元人民币,占第二产业产值的四分之一。钢铁生产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支柱。按照正常发展速度计算,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应该在每年2亿吨左右,其余都是过剩的产能。

其次就是就业。钢铁行业是中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按照中国目前的水平,生产一千万吨钢,创造十万人就业岗位,中国钢铁行业有一千多万人就业。削减过剩的产能,就会产生许多失业人口,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最后钢铁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比例很小,特别在所谓的减产能过程中,把私人企业的产能砍掉,直至这个私人企业倒闭,而国有钢铁企业则是在减产能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能力。

这三个原因就使得钢铁行业成为“动不得”的行业。中国钢铁工业最密集的地方是京津冀,。也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柴静在纪录片中给出了这么一个钢铁生产世界排名:第一名: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第四名:日本;第五名:美国;第六名:印度;第七名:俄罗斯;第八名:韩国;第九名: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第十名:德国。

在空间布局上,河北省迁安、唐山、邯郸等各地的钢铁企业,对北京形成一个围城之势,可以说中国目前是要钢铁不要命。钢铁行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顶层设计对此无能为力,不求变好,只求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

九、中德空气质量改善之比较

最后对中德空气质量改善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比较。德国空气污染中二氧化硫排放是个大问题,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1990年德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531.1万吨,其中能源和工业的排放量为320.1万吨,能源行业占大头,占百分之六十点三;到2009年德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4.8万吨,其中能源和工业的排放量为31.6万吨,能源行业仍然占大头,占百分之七十点五。

2009年德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是1990年的百分之八点四,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一点六!2009年能源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是1990年的百分之九点九,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点一!

1995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91万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405万吨,工业占大头,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三;2015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59.1万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556.7万吨,工业占大头,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七。

2015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是1995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三,基本没有大变化。2015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是1995年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八,反而增长了一十点八!

前面已经谈到,处理空气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硫排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技术都在,技术也不复杂,只要对废气进行过滤和水洗。经过处理后基本上没有二氧化硫排放,水洗下来的二氧化硫还是工业原料。同样的技术也使用在利用焚烧垃的发电厂。中国各地反对建造利用焚烧垃的发电厂,关键在于发电厂排放的污染物严重影响周围的村镇,而老百姓又没有到法院起诉的权利,只有上街游行,阻止发电厂的建设。在德国经历过一些居民反对地方政府的规划内容,征地拆迁,但是还没有碰到居民反对建造利用焚烧垃的发电厂的事例,可能是规划的位置合理,再者发电厂的废气排放对周围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十、小结

鲁尔区面积人口密度高于长江三角洲,高于京津冀地区。在一个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少和曾经严重污染的地区,也是有可能在二、三十时间内实现经济改型和生态环境治理。

治理空气、水、土壤的技术已经完善,费用相当高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经济财富,如果还真正存在的话,也无法弥补其对资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造成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

鲁尔区放弃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煤炭和化工工业,走上艰难的经济转型的道路,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经济转型的道路是痛苦的。

中国的两次钢铁生产大跃进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灾难,第一次钢铁生产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第二次钢铁生产大跃进的后果、特别是经济、环境后果将不会亚于第一次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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